【來論】2017年,甚麼才是香港精神?

(編按:本文為《香港精神的變易》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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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人而言,回歸20年變化之大,相信始終不及。由亞洲金融風暴、樓價大跌、經濟蕭條、沙士事件、基本法23條立法導致50萬人遊行、金融海嘯,以至中港矛盾愈現明顯等等。對於不同年代的人,感受相信也有所不同。不過,將「獅子山精神」奉為香港精神,相信許多人也會有同感。在回歸後的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書嘗試在香港第二波移民潮之下重新審視究竟「獅子山精神」是否仍然應該被視為香港精神的支柱,時機非常恰當。將「獅子山精神」奉為圭臬,會否不合時宜?

據王洪與葉保強在本書導論所言,香港精神的涵義在不同階層也有不同:低下階層會較傾向信奉「獅子山精神」,中產階層則會較傾向「核心價值」的取態。而前特首董建華也曾在「核心價值」的內容上加入註腳,彷佛香港精神充滿歧義,人言人殊變得理所當然。他們在文中進一步補充,「獅子山精神」有新舊之分,舊有的是一貫大家所指「刻苦勞耐」、「堅毅」等特徵,卻不適用於80後的香港人;新的詮釋就較指向集體的參與與反省,偏向「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為此,他們認為應該致力避免香港精神出現人言人殊的狀態,並一同為香港精神賦予新的時代意義。那麼結合新舊「獅子山精神」,以及「核心價值」,是否就是2017年的香港精神?

一般人覺得理所當然的,往往可能只是一廂情願。與1997年相比,香港最大的變化就是所謂「赤化」── 這還是我們熟悉的嗎?在現在藥房充斥,街道盡是行李篋,商場與學校學生說普通話人數與日俱增的時候,仍然相信今天與1997年相比沒有太大變化的人,似乎與我們處於「平衡時空」。環顧書中不同章節,皆有探討中國因素對香港精神在不同層面帶來的衝擊。若我們結合近五年的政治發展作一綜合的比對,得出的結論可能是一種「錮身鎖命」(本書第五章作者張少強語)的香港精神 ── 仗賴中國發揮香港的「剩餘價值」。在這種時空下談香港精神,首先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力與「貢獻」,甚或道出「沒有中國,那有香港」之「肺腑之言」。其次是在「中國夢」下的中國因素影響,不單純是要香港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還包括接受現在的一國兩制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甚或香港回歸後本身就自動歸屬於「紅色中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變得應有之義,因此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也應無異議。許寶強在本書總論指出,「回歸中國」變成污名,「民心回歸」真不知從何說起,確實一針見血。對於中國的抗拒,環顧現在的香港人,實際並非因「港獨」思潮,卻源於一種不服高壓要求服從的特質。當每天有關人士仍念茲在茲細說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顯現是焦點錯置。是否刻意,則不得而知。

導致「民心未回歸」,香港特區政府也「功不可沒」。第二章李劍明等分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為中國企業提供重要的技術和環境支援,配合中國的發展策略,變成中國的「超級連繫人」,看似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國家任務」。前特首梁振英積極推廣香港在「一帶一路」可扮演的角色,究竟是其個人任務還是香港任務,確實啟人疑竇。如果香港精神就如本書第四章闡釋的創意精神同出一脈,皆是抱有一種「靠自己」、「打拼一片天」的特質,那麼擁抱中國建立「宿主關係」而非「共生關係」,是否與香港精神構成衝突?特別是搭上這架「順風車」之後,是否再無回頭的機會?誠如鄭宏泰和尹寶珊的結論所指,創業精神的轉變,連帶的是香港精神內涵也出現變化,「獅子山精神」還剩餘多少價值?另一方面,近年來特區政府經常強調香港青年必須把握「中國崛起」的機會,鼓勵青年向外闖,卻局限於北望神州;中國以外地區,則應到屬於「一帶一路」的國家。我們由此可見,特區政府的思維將自己放置於中國的國家發展策略中心,響應中國的要求才是其首要職責。這種管治思維下的香港不單缺乏獨特性,還似暗示仰中國鼻息方可生存。在這環境下,民心回歸未成,「港獨」思潮興起,看似無可避免?

「港獨」是本土運動的重要部份,而本土運動不是近年冒起的新鮮事。早在1960、70年代港英政府時期,港大和中大便有學生開始香港本土運動,港人身分認同開始嶄露頭角。只是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開始其「懷柔」管治作風,爭取本土認同才偃旗息鼓。一切爭議,還是回到「解殖」與「二次殖民」的分野。在書中的第五、第七和第十一章,分別講及香港電影、廣東話和人權法治的衝擊,不約而同也是主張以「保護自主」抵制中國的因素。顯而易見,作者們亦窺探到中國現在對香港的方針,實際猶如「二次殖民」,抵觸「一國兩制」變得合理無疑。「解殖」,是中共認定民心回歸的關鍵;「二次殖民」,純屬合理使用「全面管治權」的變調。香港的定位,現在就已經變成如何解決「錮身鎖命」引伸的衝突。張少強將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定性為「錮身鎖命」,就是指中國的滲透控制已擴展至食水和食物供應等生活細節[1]。當香港有任何逆反意見,就遭到炮轟恐嚇將香港變成孤島。這種衝突,演繹為中港矛盾已經不再準確,因為當中已經延伸至族群認同的矛盾,資源分配的不均,甚至生活形態的影響,各種不滿看似獨立卻息息相關。香港的未來,就主宰於誰能控制香港的咽喉,開創中港兩地「咽喉政治」的博弈。那麼提倡香港自主,能否成為重奪香港咽喉的最後吶喊?

一言以敝之,2017年的香港精神,除書中不同章節闡釋的部份,「咽喉政治」的因素不能忽視。當有評論指,提倡香港精神原來可以理解為滲入非我族類,甚至抗拒中國人身份的色彩[2],扣上「港獨」的帽子也許在將來亦輕而易舉。人類學中的族群理論有所謂的原生論(Primordialism),現在要求香港人必須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是處於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狀態。不過,以這種強烈排他性的族群認同爭取民心回歸,效果適得其反早已可料。相反,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強調族群認同的多重性,以及隨情境而變化的特徵,則較為符合現時香港人凝聚本土意識的起源,也是我們重視香港精神的原由。此書結合不同學者為香港精神所涵蓋的各種層面作詳細論述,對於重塑香港精神的內涵不可或缺。也期望此書能為香港人對於自己這個看似熟悉但漸趨陌生的地方,尋找屬於真正適合香港的香港精神。

(來論不代表本媒立場)

[1]https://news.mingpao.com/pns/%E7%94%9F%E6%B4%BB%E9%81%94%E4%BA%BA%EF%B9%95%E9%8C%AE%E8%BA%AB%E9%8E%96%E5%91%BD%EF%BC%8C%E5%8D%BB%E4%B8%8D%E8%83%BD%E6%B4%97%E8%85%A6%E8%B4%8F%E5%BF%83/web_tc/article/20140330/s00005/1396118261456

[2]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118/s00005/148467595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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