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建議，首屆負責社工資格認可的「社會工作者專業委員會」（簡稱「社專會」），11名成員由政府委任產生，待社工專業認可註冊制度出台後，第二屆社專會由註冊社工擔任。但於過往諮詢中已經有主流的建議和期望，有關「委員由互選產生」的理念並未被寫入法案之中，令業界質疑政府「走數」。社工系講師梁啟賢認為，社專會需要制定《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則》，責任重大，如委員由政府委任，而非選舉產生，將來或會出現很多爭拗。
委員由選舉而生 有助暢順運作
梁啟賢指出，社專會委員需要制定《社會工作者倫理工作守則》及設有紀律小組調查違規情況，如委員都由官方委任，日後或會出現很多爭拗，特別是當有社工違反守則，甚至引起很大爭議時。他又以香港註冊社工曾健超被裁定襲警及拒捕罪名成立為例，「在香港，曾健超較極端，都沒事（未被停牌），因為委員會理解他是參與公民抗命。但如（澳門社專會）全由政府委任，社工一但犯法，是否就會被DQ（取消資格）？」
他表示，如社專會民選委員佔多數，很大程度上會代表了業界一般的看法，而非官方的看法，這業界看法亦有較強大的民意基礎。「如只是委任，就會有很多討論。如社工被DQ了，究竟是政府不喜歡他，還是在代表甚麼立場？由他們去寫倫理守則時，會否很嚴？」同時，如社專會多數委員由民選產生，其決定被挑戰的機會也較少。「整個運作會較暢順。你可以想象，如全是由官方委任，權力來源只來自官方，當有爭拗時，大家很容易訴諸：你在代表政府，或一些權力，打壓前線社工。整個專業制度推行上來就有很多難題。」
「互選」條文失蹤 政府可「卸責」社專會？
梁啟賢認為，政府一直未能解釋清楚為何不能將「代表透過選舉產生」寫進文本。「是否擔心有某些專業界別委員會或認證機構，如一旦有直選委員制度時，會衝擊到政制？甚至繼而要求改革間選？是否有這聯想？」而雖然官方沒表明社專會代表一定不能由互選產生，但其態度並不積極。當法案文本沒有清楚寫明，亦即社專會委員會代表就不一定要由選舉產生，政府也可以將決定「是否互選」的責任推向首屆社專會。同時，社會關注首任社專會代表會否皆出身傳統社團。「由一班這樣保守的人推動之下，第二屆都唔使望有得選。」「如果到時社專會都說不選，似乎責任不在官方。官方就沒責任做了。」
「既然覺得是應有之義，在幾次諮詢都沒排除過選舉可行性，為何不選？」對於社工局局長黃艷梅早前表示，香港的社工委員會成員由二萬多個註冊社工選出，而投票率不足三成，梁啟賢指，投票率低並不代表制度有問題，不能因為香港投票率低就認為投票互選沒意義。「這是一個權利。有權利不去選是我的事，但不能剝削別人的權利，或只是推委予第一屆社專會自行決定。這有少許不負責任。應寫明第二屆開始要有選舉，甚至比例上民選的應該起碼過半。」
他表示，根據西方經驗，社工認證都是強調專業自主，而非由政府掌握。又指，官方很多時的解釋是「根據基本法」專業應由政府主導，但現時政府已握有社專會委員的委任權，「既然掌握了最後把關，為何不能（互選）？」「政府掌握着最後的把關，那就足夠了，不需管中間的細節。」
梁啟賢認為，首屆社專會由政府委任，欠缺公信力，應該做最低限度的工作，即社工註冊和籌備第二屆社專會選舉。他又補充，官方經常強調考試，但綜觀世界各地有社工註冊的地方，要考試是因為有太多院校在開辦社工課程，故需要考核形式去驗證社工是否具備有關資格，但澳門院校不多，可參考香港或英國的形式，驗證院校資格，或監察院校的教學質素。而海外畢業的學生因已離澳數年，則可透過考試認可資格，而考試的內容應是本地社會工作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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