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認可及註冊制度(下稱社工註冊制度)於2012年開始向業界諮詢。初時引發激烈迴響，不少社會工作者、社工教師、學者均表示制度缺乏認受性，由其制度產生的原意至內文的條文規範，基本上以管理和監管方度去思考。而局方雖然在2012年及2015年的兩次諮詢中多次向外界表明「社會工作專業委員會」(下稱社專會)的組成辦法及其他如倫理守則等都願意聽取民間的意見並認真討論，但事過了五年，社專會除了由9名委員變成11名委員外，其產生辦法仍然是將民間的前線社工割離，完全沒有體現出讓持分者公平參與的精神和價值。
理據不清，難以服眾
整個由諮詢到突然推出的歷程，社工局既然花了如斯漫長的時間進行討論和研究，至現由行政會硬推制度以立法，過程應有的透明度欠奉；參考教青局推出的「師框」，會發現對教師和校長的職能有著清晰的定義；然而這份經歷五年的法案文本，2012年推出卻撰寫出一個讓社會工作者無法接受的「社工定義」；五年後的今天，連社會工作的定義都決定不作描述。法案宗旨與內容毫不呼應，聲稱為提升專業能力、服務素質，內容卻只有義務、罰則；第14條義務部份更是偷換概念、玩弄文字遊戲，將社會工作的保密原則，兒戲地一刀切地以「保守秘密」來劃界，對保密原則的概念根本不明白，卻將這個應於倫理守則首項的條文，列入法例之中。到底社工局是否真的未明白社會工作的真正存在目的和執行理念嗎?
漠視訴求，一意孤行
2012年及2015年的諮詢工作過後，諮詢結果都以大篇幅描述前線社工對「專業自主」的堅持。特別針對「社專會」的比例和產生方法早就已經有了主流的建議和期望；唯社工局於這次2017年的法案文本中，卻又重新堅持其開初的理念，對「社專會」的組成辦法避重就輕的以「讓第一屆社專會決定」為解釋，法案文本卻沒有將第二屆應由互選產生列入其中，以及委員的比例仍然是以政府主導。
而2015年的《正報》曾報導當時社工局局長容光耀表示『社會工作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結束後，社會工作委員會副主席、社工局局長容光耀向傳媒介紹《社會工作者專業認證及執業註冊制度》第二輪公眾諮詢的情況，以及相關法案的立法取向。他表示，爭取下半年向社文司提交相關法案。關於社會工作者專業委員會，第一屆代表由政府委任，人數增至十一人，當中，民間代表有五人；第二屆的民間代表由註冊社工互選產生，這安排將寫進相關法案之內。容光耀表示，縱使，第一屆的社工代表由政府委任，但是，一定不會偏向委任社服機構的主管。』對比行政會公佈時現時局長黃艷梅的表述，卻與當時局長的說法大相徑庭，她於10月中的行政會公布時回覆記者『這個互選方式似乎不可行』，雖然局長表示參考香港的經驗認為互選的參與度不高，但凡事總有起點，不應以以偏概全，只單純為保護政府於制度上的話語權。粗暴的政治手法，完全漠視──這是不少前線同工感到不能接受的解釋。
專業為本 多方保障
就註冊制度的法案文本，有前線社工提出以下的修改建議:
以專業資格取代角色身份，去進行挑選委員的資格；
以臨時委員會去處理首批註冊社工的認證工作，其餘留待首屆委員處理；
人數必須增加至15人，提高以互選產生的委員數目，以更公開公平的方法讓前線社工參與，委員必須包括法律界專業人士及服務使用者代表；
清楚描述「社專會」主席權限和產生辦法；
設立上訴機制，以確保被控違紀社工有被公平處理的權利；
應在法例中考慮社會工作者工種的特定風險和社工局應提供的保障，作為註冊社工的權利；
第14條義務部份必須認真思考，將倫理操守的內容抽離法例條文之中；
公平參與，何處展現？
活於公民社會，每位市民都有話語權，那怕只有一個人提出意見，政府也應認真對待；我們要求一個公開、平等的參與機會。社會工作者既然是利害關係人，聲音更應被聆聽。立法會很快就會將法案分配至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審議，每位社工都代表自己的聲音和代表著自己的專業去進言。還望政府持開放態度，並且尊重透過任何途徑所獲得的每一個意見。
筆者: 學。問。社會工作（是一群社工學生、在職社工及服務受眾組成的團體，目的是維護社會工作的專業自主，及提升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的認識和其認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