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局曾表示，《家暴法》生效首三個月，當局共收到675宗通報，從社工專業角度確定為家暴的個案有31宗，約有10宗進入司法程序。進入司法程序的個案不論比社工局的確定個案，還是通報個案都少得多，令人憂慮司法的介入是否有效懲處家暴施虐人。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講師何頴賢認為，要關注由「通報」到最後「確認家暴」的個案中間有否出現漏斗效應，令到有需要跟進的個案被「篩出」安全網。「當中被研判為家庭糾紛、家庭衝突、懷疑家暴等個案的跟進情況應更值得大家關注。」
與官方研判不一 前線社工困擾
何頴賢表示，社工局過去一年就家暴工作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看到通報的個案很多，顯示社工局及一些民間機構花了很大的人力資源去進行通報程序。」她認為，值得研究這些未能進入司法程序所定義的「家暴」個案，「在專業社工人員的研判下，它不是家暴，令前線社工很困擾的地方是，他們覺得是家暴才會通報，但個案最後被研判為『非家暴個案』，這差距可能會令前線社工覺得自己是否不夠專業、不夠知識、及被一些自身的價值觀影響其對個案的研判準則與官方有所差異？」認為這既影響社工對個案的跟進，亦間接影響求助人的福祉。
「沒法例的懲處或介入，現時家暴的公罪似乎停留了在通報。」她強調，處理家暴問題有三個要點：保護、檢控、預防（Protection，Prosecution，Prevention，簡稱3P）。她表示，要制止家暴這種犯罪行為，除保護及預防外，更需要司法介入，而現時本澳能進入司法程序及被「檢控」的個案相對較少。她指出，根據國際的做法，不是家暴的數字減低就等於有成效，「而是要有一系列要點去睇，簡單來說就是有沒有做到3P，國際社會都會問，為何檢控率會低。」
她認為，透過執法的經驗累積，才可發現法例或執法是否存在問題。「是否檢控有困難？需要研判訓練？社工也是，沒做過家暴個案很難告訴你需要甚麼培訓。醫生一樣、律師一樣、警察一樣，我覺得要有一個開放的態度。家暴議題並非社工議題，社工局是一個帶頭的人，結集一些部門，一齊去討論一些個案。」
她亦提出，中央數據庫必須要加入性別、性取向、年齡、國籍等資料。「如通報沒這些資料，我們看不到有多少同性的伴侶有這些情況出現，因為現時的《家暴法》沒有把同志伴侶納入保障。」另外亦需要有目睹家暴兒童的數據資料，以方便追蹤及跟進目睹家暴兒童在成長當中所受到的影響。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課程講師何頴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