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立法會的剋星是「行政主導」，而它的「命書」，叫《澳門組織章程》。
澳門立法會的積弱一直被坊間詬病，民間對立法機關之失望，從「垃圾會」、「花瓶」、「橡皮圖章」等別稱，可見一斑。追本溯源，立法會的弱勢並非回歸後方才發生，而是從澳葡時代已經開始。翻查資料，早於20世紀20年代，葡萄牙通過法律，海外屬地擁有一定立法權，而在在這體制安排下，總督具有法案提案權，但議例局成員如需提案就需要先得總督批准。及後葡國獨裁者薩拉查上場，在強調中央集權的氛圍下，地方的自治及立法權更是進一步被削。
澳門立法會的積弱一直被坊間詬病，民間對立法機關之失望，從「垃圾會」、「花瓶」、「橡皮圖章」等別稱，可見一斑。
一直到1974年，葡國「425」（又稱鮮花）革命成功，實行民主政治，在落實非殖民政策下，葡國給予澳門地區更多的自治權。1976年，澳葡政府頒佈由葡國國會制定的《澳門組織章程》（下稱《章程》），雖然總督和立法會均享有立法權，但《章程》亦把澳門地區的立法權優先授予立法會；並在議會引入一些民主成分的直選議席，而議席結構上包括以直選、間選、總督委任三種方式產生，立法會主席不再由總督出任，而是由議員互選。然而，這個「立法會三分」的體制，迄今仍沒改變，尤其直選議席在立法會竟不過半。
在1990年，即中葡簽署就澳門問題簽署《聯合聲明》3年後，葡國通過修訂《澳門組織章程》，令立法會和總督分享的立法權限增加，絕對保留予立法會的權限減少。及至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立法會擁有立法權，但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一如回歸前，要經行政長官（總督）簽署和公佈才算正式生效。另外，雖然政府及立法會議員同時享有提案權，但議員在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政府對選舉法、公共收支、政治體制和政府運作，亦擁有專屬提案權。同時，政府可決定官員或其他公務員是否向立法會作證，但由於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立法會並無權向政府提不信任案，也不能罷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
1974年，葡國「425」民主革命成功，在落實非殖民政策下，葡國給予澳門地區更多的自治權。1976年，澳葡政府頒佈由葡國國會制定的《澳門組織章程》，其中在立法會引入一些民主成分的直選議席。
還值得留意的是，根據《基本法》，特首組成行政會時，必須委任立法會議員參與其中，表面說是立法與行政既為互相配合，但實際上由行政長官主導。再者，在立法會已有七個官委議員，又加上身兼行政會委員–以今屆立法會是有四個議員身兼行政會委員，即特首在立法會握有11票，顯見政府對立法會影響力之大！
另一方面，澳門立法會無疑有其先天的「原罪」，但亦不盡是它「垃圾」的原因。不必諱言，代議士們議政的質素、監察政府的力度、對政策的了解、對問題的反應等的不理想表現，皆是公眾對立法機關失望的原因之一。然則，從另一角度觀察，雖然自2012年政改之後，立法會直選議席由12席加至14席，這是澳門選民選出。顯然，議員的議政質素，近年在電視直播之下毫無隱藏地置於公眾眼前，公眾對議員的表現應是了然於心。只是導致今日的「垃圾會」，其中因由每位選民當初的一票，亦有份種下了今日的果。
有學者坦言，澳門是一個「沉睡的城市」，其直選的體制雖然比香港更早開始，但體制發展緩慢，當中與澳門的選舉文化、貪腐問題等不無關係。加上澳門正在享受經濟成果，民間的訴求更是不彰，可能唯有到民間利益嚴重受損時，人們才會開始掙扎，才會開始所謂「覺醒」。毫無疑問，要推動民主政治健康發展，當中要促使立法會變革，其中前提要素是有投票權的市民選些什麼人進入議會？顯然，若市民一日沒覺悟，即使增加再多直選議席，立法會可能仍會依舊「垃圾會」。
「我們不要垃圾會！」如何促使立法會不再垃圾，值得社會一同思考。且市民由自身做起，即使只有14席更未能佔議席過半，但如能形成進步及健康的力量，應可有助推動澳門民主政治發展。是以，在「9·17」投票日，市民如能真正的投出神聖一票，也就應可形成推動小城變革的力量。
有學者坦言，澳門是一個「沉睡的城市」，其直選的體制雖然比香港更早開始，但體制發展緩慢，當中與澳門的選舉文化、貪腐問題等不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