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二屆《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開幕電影《日常對話》，引起了觀眾席中小小的議論。從題材內容到拍攝手法，都與我們一般理解的紀錄片有點不一樣，影片的主線是導演黃惠偵在處理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希望走出過往一直困住彼此生命的黑洞。鏡頭對準了自己的同志母親，母女三代的家居生活展露在鏡頭下，一股暗湧卻潛藏在安靜的日常中不斷拍擊，一個一個問題被呈現，直到最後。影片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也是女性的生命史，同時反照著有著相似經驗的家庭與女性。導演的拍攝從1998年到2015年，經歷了十多年的時間，她自己也從少女成為母親，影片隨著導演人生狀態而有不同的轉變。
影展開幕放映後，導演黃惠偵與觀眾對談。（攝影： Ngan Wa Ao）
從憤怒開始 以理解完成
「的確是經歷了不同的狀態。當98年我剛開始拍攝的時候，是因為憤怒和困惑，為什麼我會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我媽會與我們那麼疏離？為什麼社會上的人會這樣看待我們？」童年時母親因家暴而倉亡離家，黃惠偵一直沒有去上學，而是跟著母親做『牽亡』（引領亡魂或讓亡魂上身與親人對談，從事的多為女性），這在台灣社會中幾乎沒人願意做的工作。「我既是中輟生，又是童工，做非主流的工作，再加上成長在不健全的家庭裡，母親還是一名女同志，在我還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社會就為我貼了很多標籤。」當初的憤怒也包括這些在成長過程中被貼上標籤的痛苦，促使黃惠偵拿起攝影機來。
「幸好後來接觸了社會運動，在那十年裡我開始理解社會上很多事情，也開始理解過去的憤怒與疑問。到生了小孩之後，我覺得已經把自己的憤怒處理到某一個階段，把自己的狀態安頓好了，回過頭來試圖理解我母親的狀態，之前我是以小孩的角度去面對家裡的問題，現在多了作為母親的視角，才驚覺過去自己是那麼的愚蠢，開始理解身為母親那不一樣的狀態，當初年輕時那些憤怒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問題了，這些標籤現在對我已經不是困擾，因為我已經知道自己是誰。透過做這個電影，我比較有勇氣去靠近我母親，傾訴的對象就是我的母親。」
雖然從98年開始一直斷續地拍攝，但黃惠偵是到了女兒出生的那一年，才下定決心要把影片完成：「我想改變與母親的關係。如果我們還有一些時間能相處的話，我不希望我們還像陌生人那樣相處下去。」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
投身社會運動 被充權的過程
由於一直無法去上學，不做「牽亡」工作時，黃惠偵只和妹妹在家看電視，租漫畫看。改變的發生，是在她接觸到蘆荻社區大學才開始。
「那裡有一群輔大的老師開了很多心理學的課程，自我覺察與人際溝通等，這些課程一般在大學裡才有，這些課對我很有幫助，讓我找到一個方法去理解自己與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台灣的社區大學，只要年滿18歲就可以去讀，學費相當便宜，課程多種多樣，任何公眾都有機會接觸到專業知識，是一種對知識的解放和普及，也是一種公民成長的推動。在不同地區的社區大學課程也會有些不同，在黃惠偵所在的蘆荻社區大學，她與其他家庭婦女一起，逐漸接觸到性別意識、社會結構、性別平權等理念，也接觸到不同生命經歷的人，這讓她開始從一個與以往不同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生命，開始想要做出一些改變。
導演黃惠偵與女兒一同出席影展開幕，女兒在電影中是重要角色，也是促成整部影片的催化劑。
她走出原來的生命軌道，去了NGO工作。做過基金會，也做過移工團體，還有中國時報工會，然後是紀錄片工會，也接觸到很多不同地區的NGO團體，經常被各種社會議題所包圍，她經常上街，這是一個覺醒的過程。
「做NGO對我來說的確就是一個充權（Empower）的過程，雖在不同單位工作但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幫助不同的勞動者為自己的權利發聲，然後試圖作出一些改變。在這段時間裡，我比較能坦然地去面對自己的問題，同時我也明白到如果我不站出來為自己講話，沒有辦法期待別人來為你講，所以我要自己去拍完這部我與我母親的電影。」
一次社運事件促成動力。
「2012年底，台灣開始出現有關「多元成家」法案的討論，在這個法案出來之前我以為台灣社會已經進步不少，對『同志婚姻』應不會有太大反應，但在2013年底，反多元成家等團體卻在凱道發起大遊行，遊行人數之多，是我做社運以來所少見的，當時我心情複雜，首先是驚訝，然後是悲哀，原來社會對這個議題還是有那麼多的不理解。在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也許這部片不只是呈現我跟媽媽之間的事情，也許對台灣社會也能起到一些作用，這更加強了我要把這部電影拍完的決心。它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一天沒完成一天都記掛著它。」
說出過去 坦然面對生命
在2014年前，黃惠偵沒有申請資金，只在工餘時間拍攝，雖一直在拍但一直都沒有做什麼訪問，她形容那過程可說是一種逃避：一方面自己很膽怯，另一方面她知道媽媽仍不願意坐下來與她對話，「她都會像影片一開始那樣，會說很無聊然後走開，只要一旦試圖跟她講話，她就很有警覺心，轉身要走。」
但後來影片裡出現的母親雖然還是很酷，卻也有非常放鬆的家居狀態，好像完全不介意攝影機的存在，包括其他片中出現的受訪者與母親的親友，都能很自然地談起最隱私的部份，這又是如何做到的？
「先說我媽鄉下的兄弟姐妹吧，他們的日常生活其實跟電影很遠，對於影像很陌生，而且我不是一個外來的記者，只是一個無害的晚輩，想拍攝的是母親的故事，所以他們比較安心，而且我的攝影師是一個從事社區工作很久的人，很能跟老人家相處，也會說台語；而且長輩們年紀已經很大，對於過去的人生比較願意分享，雖然對於我母親的同志身份，還是會有點迴避。」
影片隨著黃惠偵與母親一起返鄉祭祖，訪問了鄉下的家人。
「但他們不去談不一定是不能接受，而是還沒有找到一個方法去談論這些事情，因為在他們的生活中，真的不知道可以怎麼講。我的訪問像是敲門，當他們知道我不是抱著質疑態度時，他們就開始放開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想這可能也是一種想要保護我媽媽的方法吧。」
除此以外，還訪問了數名母親的女友們。
「我媽的女友們也都很主動想要被訪，而且很願意講，講到最後其實都在講自己的生命故事，但我沒有用在片子裡，因為跟這部片子的原意不同。也許她們也是到了一定年齡，能比較坦然地面對自己的生命。在這個過程中我更確認的一點是：把過去的經歷講出來，對她們來說都有某種功能，很像是一種治療。」
《日常對話》中媽媽的日常娛樂生活一幕（相片由影展提供）
「社會不鼓勵人們談論很多事情」
看到這些阿姨在受訪過程中的反應，黃惠偵更意識到影片的作用。在訪談完成後，她問母親心裡的感覺是怎樣，母親說講出來後心裡比較輕鬆，她也有把這個說法放在電視播放的版本中。
「一旦能講出來時，你就比較能去面對，如果今天連說都說不出來時，那非常讓人痛苦。像片中提到的『家暴』，我媽從來不講是因為她覺得這是羞恥的，或者我童年被性侵的經驗，當以前我們連講出來都不行的時候，它反而會一直造成傷害。暴力在發生的當下也許就結束了，但結束的只是行為，但為什麼那種恥辱會持續那麼久，是因為那個傷害一直沒有處理。我自己也是用了很長的時間去理解這些，尤其是有了做社運的經驗後，我才比較有能力去梳理自己的感受。」
當《日常對話》在台灣上映時，雖然好評不絕，但也有人會質疑這樣一個私密的故事，為什麼要被講出來，黃惠偵說，正因為我們所處的社會常常不鼓勵人們談論很多事情。
「今天我把影片做出來，不是為了要改變我與我媽的經歷，因為這已經過去了，但社會上還一直有類似的事情在發生，像家暴、性侵，還有同性婚姻，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在獨自面對這些問題。我今天不講，這些事情依然存在，但我講了，大家就要一起來面對它。這不是個別家庭在經歷的事。」
因此也有觀眾在放映後跟導演說謝謝，因為她講了她們講不出來的事情。
「回過頭來看，我覺得我比母親幸運很多，因為我有機會得到比較多的社會資源，比如說得到知識，以及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人，讓我能真正去面對，有機會離開那些困住我的東西。但我覺得我媽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所以她只能去編織一套她能接受的說法，把那段長達十年的婚姻與過去的遭遇隱藏起來。」
「我不期待一部電影要有那麼大的社會責任，但我相信拍電影是需要有某種社會責任，我們是要把問題抛出來，刺激人們去想：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改變它。如果社會還是認為這些問題不應公開談論，那麼很難得到改變，而這種價值觀還會去傷害更多的人。」
在拍攝中拉近與母親的距離
雖然整部影片似乎有種平緩的氣氛，但當中有關人物的特寫卻帶來緊迫的感覺，尤其人物情緒變化的捕捉。
「對，都不可能停機重拍，都是即時發生的。在開始前，我們討論的時間比拍攝要長很多，主要是要理解我這個人與我想表達的事情，譬如拍攝日常生活，我會先跟攝影師講好今天我們要拍的核心是什麼，然後他就去拍出這個感覺，這都仰賴攝影師的經驗和判斷。在訪問前會先調好攝影機，所以我會預計到情況，當中你會發現很多母親的近鏡以至特寫距離都很近，這其實是我希望與母親的距離，平常我的眼睛也是這個距離，以特寫的方式來觀看她。我想攝影師也了解到這是我想要的視角。」
「影片的最後一段，我女兒拿著玩具攝影機去拍我母親，於是我又在後面拍她們，這也是一個晚上突然發生的事情，本來在這個之前我還一直不知道這個片子要怎樣結束。看這最後一段，讓我感受到人對於愛的需要與被需要，都是與生俱來的。從一個這麼小的孩子，我女兒，到我，到我媽，這個追尋與探問都會一直存在。我也要面對跟我女兒不一樣的母女關係，以後也會有不同的母女問題要處理，影片沒有結局，它是一種活的狀態，會一直有變化，像人生。」
導演黃惠偵與女兒皆有出席開幕放映，並與觀眾進行映後座談。（攝影 Ngan Wa Ao）
攝影機給了我勇氣
「在這部電影裡，攝影機對我來說，就是一個empower 與治療的工具，也是一個給我勇氣的工具，使我可以面對我媽，與她好好溝通。」
在台北影展放映結束後，黃惠偵的媽媽都會被熱情的觀眾包圍，讓她感受到作為一位母親，作為那個年代的女同志，她所經歷的那些生命歷程，都有其自身意義。「這些認同對我媽也是一種empower，使她慢慢改變對自己生命經驗的認知。本來她還在擔心這些事情講出來會不好，到現在甚至會邀請朋友去看這部影片，她有在改變了，這就是好事。」
拍攝這部片子，黃惠偵有好幾層的寄望。
「第一是我跟我自己的過去和解，第二是改變我跟我媽的關係，甚至我還有野心很大的第三層，就是希望我媽能和她自己和解。但我知道這第三層是很難靠這部電影造到的，因為我自己都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和自己和解，確實她在拍完後是比較輕鬆了，但是否能真正做到和解，這不是我能夠插手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