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棟有着泥紅色瓦頂的綠色小屋，對許多澳門人來說幾乎是無法察覺的存在。
從幽靜的嘉思欄拾級而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隨風飄揚的紅白藍帆布，和沙塵滾滾的工地。這裡曾是兩座神秘灰藍色建築的原址，像對患了自閉症的孖生兄弟般麈封在城市的盡頭。去年，在一場勢孤力弱的保育運動後，鋼鐵怪手把兩座老建築壓成掛滿紅白藍的歷史殘渣。現在輪到它旁邊同樣被遺忘多年的綠色小屋了：聽說它馬上要被活化，真不知是福是禍。
理論上，活化作為舊建築的再利用，除了利用「建築」之外也是在利用它的「舊」：你沒看錯，舊，也可以是一種資源。
這並非說褔隆新街只能活化成新的性工作場所，又或者把林則徐去過的地方變成林則徐博物館。不是這樣的。對「舊」的利用其實可以很新穎。例如在國外，有不少把舊建築變成時裝店的例子：這些時裝店的商業動機是希望用舊建築來填補時裝所缺乏的文化內涵，以此來營造文青消費氣氛。在這樣的動機下，這些時裝店對舊建築的任何改動都定必體貼該建築的時代氛圍。可是在澳門雖然也不乏「舊瓶新酒」的活化例子，然而大多是為了「遊客參觀完古蹟後順道來購物」的地理之便。從議事亭前地到紅窗門，其實極少棲身舊建築的商戶以「舊」為賣點。
位於加思欄後新馬路2號的霍英東基金會大樓，為本澳上世紀典型的葡式住宅，去年被發現其屋頂已被拆至見光。工務局回覆傳媒查詢時稱，該地段屬國有土地及特區政府私產，當局於2014年3月收到該建築物授權人的裝修及擴建工程計劃的申請，會保留外立面。
位於加思欄後新馬路2號的霍英東基金會大樓，為本澳上世紀典型的葡式住宅，去年被發現其屋頂已被拆至見光。工務局回覆傳媒查詢時稱，該地段屬國有土地及特區政府私產，當局於2014年3月收到該建築物授權人的裝修及擴建工程計劃的申請，會保留外立面。
問題當然並不只是出在商戶的身上，和社會無法提供這樣消費群也是有關的。你以為我接下來就要哀嘆澳門是文化沙漠嗎？不，恰好相反。我要哀嘆的是澳門太有文化了，因此看不起舊建築，只崇拜歷史建築。舊是一種情懷，而歷史是一種知識，而這在澳門來說幾乎肯定是種宏觀的、國族的、歌頌英雄和專業的菁英知識。例如，別人問，鄭家大屋的保育價值在哪裡？而你說，「我小時候在裡面撿過果子」、「被裡面的狗咬過」、又或者「我覺得它舊舊的挺適合攝影」，這就代表你是個沒受過教育的粗人。相反地你應該要如數家珍地背誦它的歷史：鄭觀應孫中山盛世危言和嶺南風格，這才能顯示出你的博學多才。
就這樣，我們被教化成沒有知識菁英(例如歷史學家)的引導就無法欣賞舊建築的文化人，我們又被教化成沒有把自己幻想為知識菁英(受過學者啟蒙的人)就無法欣賞舊建築的文化人，我們還被教化成對知識菁英的歷史(例如鄭觀應)以外的一切故事(例如七十二家房客)不屑一顧的文化人。我們就這樣在專業的引導下以專業的身份從舊建築讀取那些專業(藝術家和國族英雄)的故事。
而當我們說出像是「我情感上很懷念這老建築，理性上卻覺得它沒有足夠的保育價值」，我們不只毀了那些來歷不明、沒有漂亮履歷表的舊建築。我們也毀了那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自己，而代之以從鳥瞰角度觀看大局的菁英。這是種虛假意識，是因異化而無法誠實面對自身情感的結果。在保育派和發展派基於不同的理由共唱公民理性之歌，哀嘆大眾的「無知」之時，我們卻無意中放逐了那個能把舊建築單純地看成舊建築而不是立體歷史教科書的尋常的自己。
松山小綠屋，作為澳門少數沒有華麗出世紙卻仍舊屹立的舊建築，其活化當然極可能像過去無數的失敗例子般慘淡收場，可是若處理得宜的話，它也可以成為改變澳門保育文化的契機：由只強調菁英、專業、理性和集體的保育轉化為強調庶民、民主、情感和個人的保育。這是因為它的來歷不明正好能突顯「舊」的純粹力量。它的沒有過去，正好留給了我們一片回憶和幻想過去的空間。
每當我經過綠色小屋時，我總發覺牆身那片像青苔般的斑駁隨著年歲而擴大，而對我來說這片舊就是歷史的本身。我忍不住納悶，活化以後這片斑駁是否還會存在？澳門過去的活化，大抵就是在保育型翻新和發展型翻新之間二擇其一。所謂的保育型翻新，就是按專家的復古品味，把老建築返老還童成它百年前還未被時代和庶民侵蝕的原初出廠狀態；而所謂的發展型翻新，簡單來說就是把它改頭換面地重建。由於我們對綠色小屋的過去一無所知，後者的機會遠大於前者。然而我希望它的活化其實有第三種選項：除了必要的改建外，盡可能不要動它。不要用它紀念過去或歌頌未來，由它老去吧，和我們的時代一起老去。
這是座很老的城市，請留給它一座老建築吧，即使只是一座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