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必須要由對的人去完成，例如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
儀式的地點在大三巴牌坊，大門進去的敎堂遺址內。參加者坐定，開始。
日本人穿著合宜的西服，從右邊樓梯抬出一個行李箱，是一個棺材，開始講述他們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澳門劇場人陳飛歷十年前寫的，主角B仔，和他久未見面的父親的故事。他的父親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好像是很有名的廚師，或者一名爛賭的廚師，或者一位名人。但這和他並沒有甚麼關係，他仍然是在地球的這一邊，和母親窮苦地相依為命。到他成年後，遠離了家鄉，去到地球另一端才見到父親。有一次狂熱的父親在廚房工作完成後，才看到這個菜鳥兒子還在洗碗，來自兩個世界的血脈，一起蹲下來工作，在共同的語境下，有了進一步的消融和展望。
表演的團隊是日本導演佐川大輔的 Theater Moment，七個人的演出，只用七把摺傘和一大一小的皮箱，清晰、乾淨的序事，毫無花巧。之前他在澳門已有數個演出，我也看過幾個，屢獲好評。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照片由導演佐川大輔提供）
今次，佐川大輔使用了大三巴，獲得的不應止於好評這麼簡單，佐川先生的作品圓滿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化祭獻。
劇場來源於祭典，這毫無置疑。從祭儀出發，我們得有場地，這一次我們在敎堂；得有參與者，所有觀眾就是，我就是其中之一；得有主祭者，佐川大輔的團隊就是；這約一個小時的《生之葬禮》由日本人來當主祭，在這個地方，那個小小的旅行箱只是一個代表，日本人不說，我們也不會問。
剛開始，日本人肅穆地扛著棺木從樓梯底下走出來，每一個人都拿著傘，我們身處的聖堂內的確也是細雨飛飛，我的皮膚也感到被沾濕了。他們說著在澳門文脈裏一直沈睡的語言，來主持葬禮。他們一講話我便開始激動，使用祭辭敘事我追著字幕也只看個大概，因為我來了一個真的葬禮，當中最重要物品也有了，我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抬著的不只是皮篋，是從他們準備的後台，大三巴天主教墓室內，將他們在十七世紀被迫害、不得已離開母國而死在澳門的同胞祖先抬出來，為他們舉行一次真正的葬禮。
我們坐的方位正是聖堂面向祭壇的坐向，表演者的演區也是主祭祈禱之處，靈柩的放置一如莊嚴的安息彌撒時的遺容告別。墓室石板作為表演的背景，默然佇立，被燈光照著，沒有張揚，卻真實的存在。
2017 年藝穗節的《生之葬禮》（照片由導演佐川大輔提供）
我到過作為後台的那個墓室，清楚看到很多主要為日本人的遺骸，他們主要在十七世紀(豐臣與德川幕府之間)期間，為了自己的信仰被母國政權放逐，來到澳門展開新生活。他們在澳門再也看不到親人，也和日本的連繫終斷。別人會感受到他們對母國的思念之情嗎？他們有被母國的人懷念嗎？母國會有人紀念這些宗敎難民嗎？
究竟活在四個世紀之前的日本人，會不會想到今晚有同胞，說著他們的母語和他們靠得如此之近，在聖殿裏舉行葬禮，向參與者講述生命的意義？隔著石牆兩邊的日本人，他們在時間和空間都距離非常遠、文化和認識又各自延伸、斷裂、終止和傳承之後又恍惚陌生起來，在這個節目，這個葬禮之下，澳門與日本，跨越四百年文化脈絡的兩個地方，在這一個小時的真實戲劇祭祀活動下重新接合。
從劇情知道，下一代與上一代的隔膜無法彼此了解，第二代澳門人在異鄉，通過一個人洗碗，而將碗傳遞到另一個人手上再擦乾這個儀式，才能彼此重新了解。我的目光自此至終無法離開後面墓室的石牆，聽著日本殉難者的語言，他們正在復活向我們訴說。佐川大輔和他的七位演員在聖保祿學院（大三巴）這個遺址裏 ，給包括澳門觀眾、亞洲天主敎史、澳日文化交流，乃至最基本的空間處身位置上，充任了作為跨越時空的媒介。
這個世界每日都有人受到不必要的苦難而死，死者隨各自的信仰歸去，又隨人們的思念和記憶復活。葬禮儀式正是安慰活著的人，並和生者紀念逝者，使故人的精神得以在某些時刻復活。
佐川導演就在骸骨之安葬處，團隊們活潑輕鬆的表演陳列於外，而卻又藏著受盡苦難的宗敎難民同胞墓塚，演員對劇中的死亡沒有沉溺，沒有自怨自艾，用殉難者的語言向參與者說，人們應該有正向和正面，並且對未來充滿希望，能夠好好活下去。
在澳門對外交流的歷史上，在大三巴遺跡的文脈之中，由佐川大輔和Theater Moment 完成這件事，一個小時內，意義之大，遠於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