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以個人名義，聯同澳門青年動力，昨天在葡文書局舉辦了以「澳門半個世紀風起雲湧」為題的「一二．三事件」五十週年座談會，吸引超過50名市民出席。
「一二．三」口述歷史研究者李孝智說，自己對事件的最初印象是從餐桌上得到的。他透過閱讀舊報紙，發現民族主義論述是遲至事件兩個半月後才介入，從而可證明事件並非文革直接導致，或文革輸入的結果：「想像一下無端在機關槍或藤牌膠棍前衝出去與人搏鬥，邊有得輸入呀？一定是有充分理由、個人的原因，例如是積累了對殖民者的不滿，覺得『我應該這樣做』，才會這樣做。」
透過訪問相關人士，他強調，事件中的各種因素並非互相排斥，各種版本也不需要強求一個真相，「各人都有其生活經歷、感受，當中得出的真實。」他認為，口述歷史拉近了人與歷史的距離，以及人與人的距離，才對平民百姓是有意思的。
歷史文物關注協會理事長鄭國強發言時表示，把五十年前的事件定性為「示威與鎮壓，失誤與錯判」，是「風土病頑疾，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的大爆發」，而事後各方插手，希望朝自己的方向走。他引述專家分析指，事件是澳門諸多矛盾的總爆發，而文革是外因和偶發因素。
他又引述了當時中共港澳工委祁烽內部傳達的話：「斧頭揼鑿鑿揼石」，藉事件了結了國共在澳門的鬥爭，但這也是新問題的開始，即導致澳門往後的蕭條，以及由於政治失衡，在日後解決香港、台灣問題中失去了作用。他提出疑問，在「鮮花革命」後，一度出現清新的社會風氣，包括禁止送禮、土地公開拍賣等，為何無法推廣下去？
前線歷史教師陳浩東表示，在其任教的中學並沒有澳門史，為了讓學生提高對歷史課的興趣，會在相關內容中加插澳門的歷史，例如講授明末清初西學東漸時，會談及大三巴。他承認由於其並未經歷事件，也沒有專門研究相關問題，過去講述事件時容易受香港六七年暴動及文革的影響。
他認為在澳門歷史教育固然要帶學生應付考試，但也會涉及到身份認同的問題。他會與他們討論澳門人的生活出來的特質、澳門人的定義，學生「就會有興趣去了解，會開心一點」，但他強調在談論政治相關的議題時要中立，要兩邊都講，而非偏激、為某政權服務。
歷史教育學會會長林發欽強調， 要由澳門內部、中葡關係，以及國際背景來看事件，尤其是二戰後澳門的經濟狀況，特別是氹仔的居民，生活相當艱苦，而葡國在薩拉查統治下，加強了對殖民地的統治，而得不到舒緩。中葡關係在新中國成立後、中葡未建交的條件下，也邁向緊張狀態，又無直接溝通渠道。當時全球的社會運動此起彼落，澳門作為中國對外的窗口以及冷戰前沿，也受到影響。另外，他透過訪問長期服務九澳痲瘋村的胡子義神父，在事件中不但未受衝擊，更在澳葡補結船鞭長未及的情況下，得到九澳村村民的支援，得出了「種群衝突論並非事實」的結論。
政治評論員譚志強批評事件被六七暴動扭曲，「香港藉其傳媒霸權扭曲了對事件的觀念」，例如吳康民把事件與「四人幫」扯上關係。他認為事件可以從本地、兩岸，以及中葡/中蘇關係出發，當中從廣東省內以至澳門的左翼機構都有從中得益、公報私仇的情況出現，澳門的家族政治也就從此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