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
【外媒摘譯】看到那些有財有勢的人口講要拯救法律，更準確的說法是拯救法治，總是教人感動。他們認為需要修法，是由於法律已經無法滿足到少數人的利益。對於《土地法》的修改建議，我認為是一個高超的遊說動作，表面上透過扭曲法律、經濟及政治論點來掩飾他們的利益。如果這個人間喜劇沒有牽涉到數以十億計的澳門元，以及受到新一輪挑戰的城市的健康發展，這將會淪為笑談。因此，引致了整個故事的峰迴路轉。
從一個嚴謹的審美視角來看，（這個故事）確實遵循了新古典主義戲劇的「三個統一」原則：行動統一（發展商沒有發展地段）、時間統一（25年土地利用期）以及地點統一（地點優良的土地從來沒有公開招標，而所承諾的回報是豐厚的）。這套戲劇的結局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你能在限期前完成發展，你就可以得到更多財富；如果你不能在限期前完成，你就會喪失未來的財富，以及要交還使用權。問題是：這些「黨派」對於要責怪誰並沒有一致意見。
2009年，多得工務局的公佈，113幅閒置地終於浮上水面。在2010至2011年，其中48幅閒置地被認為為可歸責的閒置地，意味著政府會在租賃期限完結後就會宣告失效。其餘65幅被排除在外，延誤的原因是由於土地被閒置的責任在於兩者之間、政府缺乏適當的規管工作，以及政府的規劃。新《土地法》於2013年正式實施，當中加入了新的約束條文：第48條規定超過25年利用期而未發展的土地不可續期。
2014年12月新一屆政府就任，以往「打瞌睡」的工務局立即採取行動，開始收回地段。2015年6月，新任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將48幅閒置地當中的16幅排除在外。雖然有立法會議員提起聽證動議但遭到駁回，但由行政長官委託廉署的調查，認為這件被認定為完全合法的事上，唯一可疑之處在於政府欠缺「積極進取、系統化以及科學化的溝通」，儘管部分議員，例如梁安琪、崔世昌及張立群，在這「技術毀損」中有直接的得益。在此之後，其他地塊被收回，更多的地塊仍處於危機之中，相關的司法程序顯然對發展商並不有利。
而那位提出希望對《土地法》進行解釋，更準確的是對法律進行追溯性、附加性演繹的議員，正正就是唐曉晴議員。唐曉晴是一位學者（他是澳大法學院的代院長！），但他也是被特首委任的官委議員，以及一間律師樓的合伙人。在2013年，立法會表決新《土地法》時，他投下贊成一票。但他現在卻感到「被騙」：我以為這些人能擔任這個工作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的專業？我們能否百分百肯定，當他提出修訂時，他完全沒有利益衝突？發展商對於（有限的）賠償不感興趣，而寧願要政府兌現承諾？為何不早點（提出）？為何在2000年代中期作出（2005年本澳成功申遺），從而使城市在1994年房地產市場下滑後削弱了城市的發展？
我基於市場價值估計，最初的土地價格、保費以及今天的建築成本，他們不想有300％的回報！如果足球場上只有一個隊伍，我看不到為何7月31日以後還要有加時！
原文摘自《澳門每日時報》：http://goo.gl/xC8S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