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育界被投下兩枚「深水炸彈」，年初有學校高層被爆將融合生資助「自肥」，政府原承諾公開私校帳目，至今不了了之。上月公佈的審計報告對準教發基金，涉及全澳入網私校，金額更大，牽涉範圍更廣，民間要求讓光照進校園的呼聲此起彼落。
澳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黃素君認為，私校自主並非「免死金牌」，但加強監管的同時應慎防官方過份介入，令教育制度中央化，這是違反國際潮流「開倒車」。改革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明確教發基金的審批標準，改革現存不公平現象，重新走回正軌；另一方面，公開私校帳目對學校本身也有好處，接受社會監督的同時，亦避免權力機關介入太多。
2015/16學年教發基金撥款 (資料來源：教青局 網站)
學校也要「補底」
政府大灑金錢，雖然澳門辦校表面很風光，但黃素君說，教育界也有「貧富懸殊」的一面。不少規模較細的學校仍在刻苦經營，希望改善教學環境，但獲批的教發基金資助其實很少，校方花一分一毫都要想過度過。在2015/16學年，獲得最多資助的入網私校一年有2千多萬津貼，但最少的只有70多萬。儘管學生人數會與資助金額有一定掛鈎，但她強調均等原則用在教學資源分配並非絕對合適，有時會造成兩極化，條件好的學校更好，差的學校更差，複製更多制度上的不公平。
「有些肥仔明明營養過剩，你又係派9千；有些人3個月無食飯，你又係派9千！這是最簡單也是最懶的方法，但只會造成資源錯配，在教育上製造更多不公平。」
黃素君質疑審批部門有沒有分析每間學校的差異，合理評估資源投入。成績差的學生要「補底」上輔導班，理論上，學校也要「補底」，條件起步較差的學校也需要投入更多資源改善教學，但這些學校獲批的比例往往比大校更少。
「一場培訓講座200個老師聽和20個聽，成本其實是一樣的。你可以想想，40萬和4萬用在校本培訓上，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她解釋，假設大校一年有40萬培訓經費，可以辦講座，亦有條件組織老師到外地觀摩交流，只得4萬元的細校可能想辦多場講座都未夠。大校資源多，培訓多，有時可能多到令老師覺得反感，反觀細校的老師卻是差天共地。為協助這些弱勢的學校，她曾建議幾間細校合辦培訓講座，互補資源不足。
資助標準搖擺不定
另一個常見現象是，申領資助涉及大量行政工作，部分學校因批出金額太低「食之無味」寧願放棄資助。由於教發基金一般不會全數資助一個項目，如果資助太少，學校無資源填補差額，很多時惟有放棄或縮減活動規模，由學校自資舉辦。
她批評，教發基金審批資助的標準不透明、搖擺不定、「大小眼」，有時同一類型的項目，有學校拿到200萬，有些卻只批2、3成得20萬，差額相當大，外界從不知道原因；有時又會因人而異，曾經試過有學校遞交一個三年計劃，第一年獲批數十萬，但翌年換了另一個資助小組成員負責即減至幾萬，令計劃被迫中斷，上述種種老問題都亟需改革，完善體制。
資助千萬 違規罰千五？
加強監管方面，除了公開帳目，修法也是迫在眉睫。這次審計報告揭教青局對違規私校只勸不罰，但即使根據 《私立教育機構通則》(第38/93/M號法令)罰款也只是1,500至1萬元，荒謬有餘，阻嚇性不足。現時學校填寫的申報表格、會計格式、監管法律已沿用超過20年，早已過時，更重要是透過行政法規讓受津助的私校明晰使用公帑的責任，加強守法意識。 長遠而言，必須透過電子化報帳，提高查帳的效率和透明度。
考試 = 教學效益 ？
巨額教育開支，除了數目要分明，如何量化效益也相當重要。但黃素君提醒，近年澳門有一種趨勢，習慣用學生在國際評估試的成績來評價學校和老師的表現，以為這樣就能說明澳門可以與國際接軌，奉為金科玉律，並無考慮是否真的適合這地區。只透過考試這種單一化的工具評估學生，在外國遭到很大反彈，會被視為對老師的不信任，事實上，學生有一些能力單靠考試也無法測到。向來以考試出名的香港，近日已有師生要求撤消小三學生的TSA (全港性系統評估) ，但反觀澳門要考的試卻越來越多，不少學校為PISA成績不斷操練學生，2016年4月起要再考國際閱讀測評試、2017年開始四校聯招。如果澳門教育界走向一個考試圈，學生變成應試機器，可能得不償失。
澳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黃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