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類情慾特質的討論，從古到今的歷史上從沒停止過。尤其西方現代社會，更曾在性觀念與性實踐經歷過激烈的的轉變。以同性戀為例，從近代到現代西方，本質論的觀點曾長期佔據主流地位。亦即，同性戀是天生的，因為基因、荷爾蒙等生理出錯、精神或心理毛病，成為相對於「正常」異性戀外的變異人種。
這種觀念構建了現代以異性戀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包括家庭、學校、宗教、醫療、企業、政府、生活空間等，盡皆以不言自明的異性戀邏輯安排。為了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同性戀者成為必須被矯正的對象。這種歧視，合理化主流社會長期以來對性少數包括同性戀者的全面壓迫。
同性戀本質論的神話，雖然在大眾社會仍有部分市場，尤其在比較保守的亞洲地區更甚，不過，伴隨西方社會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同志運動，學理上同樣提出了強而有力的挑戰。很多研究已經證實，我們現在框定的同性戀特質，根本是十九世紀以後現代社會的發明。
以古希臘為例，文化史學家Halperin指出，當代對性慾對象的區分主要是針對生理器官所決定的性別，同性相交即是同性戀，異性相交則是異性戀。但是古希臘的性就不是從性別來做主要分類，而是公民與非公民、強權與弱勢的階級關係。具體而言，一個成年的男性雅典公民只能和法律上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人(非公民)有正當的性關係，他性慾望的適當目標包括了女人、男孩、外國人和奴隸。如果稍為留意，我們會發現古代中國的性關係也有相似的情況，有權者的性慾對象並不以生理性別為限，晚至明清的文學作品中仍然有大量的證據。小說在寫到賈寶玉、西門慶等發生的男男性行為情節時，就如吃飯拉撒般平常。這些作品，在流傳過程中也沒有引起特別的關注，倒是現在的人以當下對同性戀的理解去詮釋時，肯定不會將賈寶玉、西門慶等歸類為同性戀甚至雙性戀，而變得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將性慾特質視作特定社會歷史脈絡的建構，可以是同志運動很好的切入點。同性戀者不是乞求主流社會的容忍、接納，而是有能力重構性少數、性實踐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社會的同性戀者可以把一個原來充滿敵意、而且是侮辱同性戀的稱謂「queer」(酷異/酷兒)，用來稱呼自己而不在乎自我醜化，甚而進一步推動性政治的酷兒運動。
酷兒運動重構性實踐的意義，是為了推動性解放運動，從而達到人的解放。此話怎說？傅柯畢生研究權力/知識的動態關係，課題從醫學、監獄、精神病等，直至最後的性慾史，其核心是現代社會如何規訓，以至促使人類自我馴化，成為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人種。這種權力，從各種社會機構，一直穿透到本來以為是最個人的性活動。人類關於性、關於身體，莫說實踐，連想像也已被固化。而同一化，正是反人類法西斯社會的基礎。
在港澳社會，「搞基」一詞曾是八十年代主流社會侮辱同性戀的稱謂，但從基進同志運動的角度，某程度上比外來的「queer」更有積極能動的潛力。除了追求同志社群融入主流社會的平權運動，「搞基」更有個人政治的意味，是主動的去「搞」去踰越性別/性的既定界線，具有身份認同流動的可能，是一種值得培養的能力，也是一種有力變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