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一種政治語言

2014-09-26 重奪「愛國愛澳」話語權 專題報道

文:李展鵬

網址:https://aamacau.com/?p=11452

時間:2014年09月25日 23:23

什麼是愛國?誰愛國?誰不愛國?哪些行為愛國?哪些行為不愛國?要討論這些政治問題,我們其實要求助於語言學。是的,這聽來荒謬,但有時候,政治問題的核心可以是語言學與修辭手法。

語言:政治力量的一大後盾

政治很有趣。我們一般以為掌握了軍備武力,控制了法律制度,就可以左右大局。我們總忘了,政治力量的一大後盾,其實是看來無足輕重、虛無縹緲的──語言。是的,有了軍力可以攻打敵國,有了惡法亦可以拉人。然而,語言的強大力量在於:無論是武力與惡法,都不可缺少語言作基礎。

伊拉克戰爭是上佳案例。布殊政府老屈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導火線,但在這之前,布殊已在國情咨文中把伊朗及伊拉克等國家命名為「邪惡軸心」。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人猶有餘悸,布殊利用這種心理先玩語言戰:如果一個威脅美國安全的「邪惡」國家有大型武器,出兵就似乎理所當然。

作為動武的語言基礎,除了刻意強加的「邪惡軸心」標籤之外,還有背後的視覺語言系統:荷里活電影數十年來宣揚大美國主義,世界有難,地球出事,正義使者美國總是責無旁貸地拯救世人。由流行文化建構的屬於白人男性的英雄主義,成了「邪惡軸心vs美國英雄」這套論述的強大意識型態後盾。於是,出兵伊拉克當年不乏民意與國會的支持。

如果說一場戰爭可以是因一些電影(我們天真地以為只是娛樂的電影)與一些標籤(一些我們簡單地稱為「扣帽子」的非暴力行為)而起,這似乎是危言聳聽。然而,假若沒有這些電影多年來宣揚的價值觀,沒有這標籤帶來的恐慌效應,一場伊拉克之戰卻肯定沒那麼容易開始。有了這一整套語言論述,對外是出兵打仗,對內則是訂立惡法。以反恐之名,英美都侵犯公民權,迅速立下諸如不需任何證據可拘禁懷疑是恐怖份子的市民的法律,人權監察組織對此早已大肆抨擊。

公民運動:語言攻防戰

當政治總是離不開語言,任何公民運動亦自然是一場又一場的語言攻防戰。曾有香港保育人士表示,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雖然失敗了,但他們卻成功令「保育」兩個字深入民心,後來就連政府都不得不談保育。從語言的角度,他們成功了。看似虛無的語言一旦攻佔陣地,往後的實質政策自然大受影響。這說明抗爭絕不限於在街頭與議會發生,而是在無處不在的語言世界進行。學術界稱之為「論述」(discourse)。

雖然語言之戰如此重要,但很可惜地,這幾年港澳卻不時出現在語言抗爭中「棄械投降」的情況。在澳門,很多人對賭權開放後的社會變化感到不滿,而政府又開口閉口強調澳門一定要發展,於是,有人就索性大喊「我們不要發展」。例如,在保育的爭議中,政府與商人總強調「發展與保育要平衡」,而這「發展」是很狹窄的經濟發展,甚至只是地產業的發展,自然令人反感,起而反對發展。但是,為了保育而摒棄發展其實只會中伏,社會更會因此喪失對發展的定義權,甚至會失去群眾支持──因為在今天,發展仍是大多數人的信念。

但事實上,發展從來不應只是狹義的經濟收益,而有不同層次的意義。早前談到路環的考古發現時,我就強調「發展與保育要平衡」是個偽命題,因為保育本身已經一種發展:當古蹟被保留,澳門人加深了對本土歷史的了解,不就是發展嗎?一個人缺乏本土認同的人,如果因此加強身份認同,不就是發展嗎?珍惜本土文化,建立公民意識,不就是發展嗎?

如此說來,發展與保育又怎會有衝突?有衝突的,只是「地產發展與保育」而已。所以,如果因為對地產商口中的「發展」反感而把「發展」丟掉,我們不就是傻傻地把「發展」的定義權拱手讓人?但別忘記,從環保、文化到社會公義,我們要「發展」的還多著呢。

另一例子是「理性」。在香港,民主黨提出的「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爭路線被激進派質疑,「和理非非」四字突然變成了貶義詞。然而,無論多激進的方式,其背後難道就不必以周密理性思考作後循?當有人濫用「理性」這概念,我們就把棄守理性,這代價會否太大?公民運動的策略、抗爭路線的調整,難道又可以不經過和平理性的討論?再說,一個自稱不理性的公民運動,又會否得到多數人支持?

愛國:定義可以很寬廣
每一個概念,其實都是抗爭資源,除非它已經全無價值(例如我們不會守住「保守」及「專制」這些概念),否則,我們都應該據為己用,而非隨意棄甲。去年,香港支聯會以「愛國愛民,六四精神」作為燭光晚會主題而成為眾矢之的,最後黯然把「愛國」兩字刪去。又一次,公民運動語言資源被白白丟棄。

要知道,今天仍有不少港人並沒有把「愛國」跟「追求民主」兩者對立起來,至於同時關心內地與香港的民主發展的人,亦是不在少數。公民運動本來應該以最大公因數吸引最多的人,「愛國」兩字不能夠因為它的官方定義狹窄而被隨意丟棄,這都關乎運動的策略問題,也是如何介入論述的問題。

我無意強調「愛國」是至高無上的概念。現代人的認同,其實總是每天在性別、階級、種族、城市及國族身份之間遊移。有些環保及動物保護份子的認同更是超越國家,而伸延至萬物與大自然。國族身份只是我們眾多身份的其中一種,有人對此投注大量情感,有人則更強調其他身份,例如對上海人身份的驕傲與執著,或是處處從女性角度思考。太強烈的國族認同,是民族主義思想作祟,而民族主義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過只有短短數百年歷史而已。

「愛國」的定義可以很寬廣多元,如果因為一些狹隘的愛國定義而對此全盤否定,則好比澳門有人丟棄「發展」與香港有人丟棄「理性」,都是白白棄守語言陣地。打仗要儲備武器,公民運動也要儲備語言。試想,如果有一天,有人扭曲「民主」、「公民」等概念,難道我們也宣佈不要民主、不當公民了?到最後,這也放棄,那也丟掉,我們手上還有什麼?當某個概念出了問題,我們更應該主動爭奪定義權,而非輕言棄守。這語言的仗,太過重要,也太受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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