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特別炎熱的黃昏，經過雀仔園的小販檔前突然想喝凍飲。
小販阿姨打開冰箱，發覺裡面只剩下兩支凍飲，此時又有另一個客人來買凍飲。按照正常的情況，我和那位客人應該都能各得凍飲一支，邊痛飲邊快樂回家。
然而劇情卻並不如此發展，阿姨的第一個反應，是跑到對面的五層高小唐樓，對著門口的對講機呼叫樓上的街坊，「喂，有人要買凍飲呀，你要唔要呀!」聲音非常嘹亮，用對講機顯得多此一舉，我和另一位客人無法假裝聽不見她這種違反資本主義倫理的對話，只好坐立不安地站在檔口，忍受著附近街市傳來的陣陣腥臭味。
「要一支呀!」對講機發出同樣嘹亮的聲音，像在山的另一頭傳來似的。小販阿姨滿意地回到檔口，把凍飲塞進我的手裡，然後告訴另一位客人說今天的凍飲已經賣光。那位客人臉無表情地離開，看不出有甚麼不滿。
不知為什麼，那一天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腦海當中。我雖然在雀仔園住了廿多年了，其實也只能稱得上是「新移民」。雀仔園街市兩側的小販檔，幾乎都是由從小玩到大的「老鳥」在經營。從一起穿開襠褲在街上亂蹦亂跳到現在一起抱孫看中醫，這小社區六十多年來的同舟之情，早已連結成異常強韌的社區連結。儘管近廿年間由博彩業攪動起來的資本主義旋渦幾乎無堅不摧，粉碎了一個又一個的老社區，但從我手上這支凍飲看來，雀仔園的社區凝聚力似乎尚且能再苟延殘喘好一陣子。
就我看來，雀仔園沒有如氹仔的村落那樣被發展主義硬生生地摧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它的凝聚力基礎並非宗族或文化，而是非常具有彈性的土地廟祭祀圈。土地公是大眾得不能再大眾的信仰，對信徒的身份言行幾乎沒有任何規範。無論是狂熱如廟公的老信眾，或是宣稱「我不信但想求個心安」的年輕一代，只要每逢大時大節捐個一分幾毫的香油錢，很容易就能被包納進社區的祭祀圈之中，「外來鳥」只要夠熱心，甚至能融入社區核心之中，與那些老鳥們打成一片。這種包容的力量，使雀仔園社區與從外湧入的各種力量和文化元素，不只不會形成你死我活的角力關係，甚至還能匯流百川，借引入源源不絕的外力來進行自我更新。
即使像我這樣一位不捐香油錢經常扳起臉孔的基督徒，竟也靠著光顧街市兩側的小販檔和在廟前空地忙進忙出，而不自覺地被包納進街坊關係網當中。有次在某熟食檔買午餐時，興之所致向小販聊起天來，驚覺對方對自己父母是誰，在那裡求學，唸甚麼科系，曾在那裡工作都一清二楚，即使這廿多年來我和他唯一的對話僅及於「我想要碗牛腩麵」和「唔該哂」。這種排他性的缺乏未有使社區紐帶變得脆弱，最明顯的例子是儘管雀仔園土地廟的前地已被店鋪所佔，而只剩下一條伸延到松山山腰的窄巷，但其作為祭祀圈核心的凝聚力量卻絲毫未有減少。每逢大戲開鑼，黃昏後廟前窄巷總被街坊的摺凳擠個水洩不通。土地不再能定義社區的當下，社區竟能反過來定義土地。古老的社區在發展主義的隙縫中就這樣擠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小天地。
近幾年，「非文質文化遺產」在澳門學者和文青之間風行一時，可是大張旗鼓進行保育和宣傳的「非遺」，幾乎都和行業技藝有關，做炮竹的做涼茶的做船的，即使是和信仰有關的，也多集中在服飾、儀式和宗教道具的精緻製作與使用方法。這樣的傾向，有太強烈的國族主義情懷，倚賴這些研究而想像出來的世界，也因太單純美好而失真，無法成為現代文明的參照組。雀仔園的例子則告訴我們，看得見摸得到的事物，其意義很多時候是被看不見的社會關係所賦予的。是那個仍舊頑強掙扎著的舊社會使技藝、器物和儀式走進人的世界，是這個舊社會使它們變成「非遺」。一旦這個舊社會在沒有得到深刻研究和分析之前就先行逝去，技藝、器物和儀式也將失去了符號的功能，而淪為國族主義的陳設或科技進化史圖譜上的一個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