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澳門人而言，很多社會事實就像常識一樣，無需分析即已明白。例如，澳葡政府在回歸前並沒有為澳門建立起一個相對現代的社會規範，沒有足夠壯大的中產專業力量，沒有出現構建本土主體認同的流行文化，以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和社會融合並不是從回歸後才開始等等，不一而足。令澳門社會在遭遇「富強」後的內地人、文化時，衝擊並沒有香港般大。
愛國社團早已掌握澳門
澳門早於1966年「一二三事件」後，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使得澳葡殖民時代提早落幕。1966年以後，澳葡政府在澳門維持有限、形式上管治，市民社會的領導權，完全由北京政府及其支持的傳統社團（尤其是「愛國資本家」社團）所掌握。中共以南光公司（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轉為新華社）與傳統社團（中華總商會、工聯會與街總，以及外圍的婦聯學聯等）上下分工，不斷直接左右澳葡政府的決策，代理北京在澳的權益，以及「教育華人如何愛國」。
回歸後社團政治更明顯
1999年澳門回歸後，此前在民間社會中本已佔有領導地位的中共指導力量（回歸後從新華社轉為中聯辦）和傳統社團，組成執政聯盟，自然接管澳葡政府的合法統治權力。因此，可以說從一開始，澳門統治階層在本地社會的權力認受性已經比香港高。至於民間社會的組成，因為澳門的新移民比例遠較香港高，約佔一半左右居民並非在澳門出生，要融入當地社會並產生公民認同以至參與，需要一段時間。而原居民，無論華人或土生葡人，都在綿密的人際網絡中，或多或少地連結上社團。
社團政治在回歸後發展更快，回歸當年大約有一千八百個社團，近年社團數量屢創新高，2009年至2012年是高峰期，每年錄得四百個新社團成立，約一日多一個社團。截至去年，已突破六千大關，若對比六十萬人口，大約一百人便有一個社團。由於執政聯盟是由社團網絡維繫，公帑猶如失控地流向社團，助長人們以發展社團作為一門產業。
家族社團依附政權生存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加上賭業帶動下的高增長經濟形勢，似乎澳門該是個超級穩定的社會吧。其實不然，近年暗湧不斷。首先，以「愛國資本家」為首的本土管治集團是一個沒落的封建資產階級，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經失去產業競爭力。曾經在經濟上佔有優勢的本土管治集團，權力核心是幾個關係密切的家族，以親疏有別、利益輸送等手段維繫政治經濟特權。由於失去大部分產業的競爭力，這個集團必須以世襲、壟斷，依賴政府政策庇護的產業才能生存，例子有房地產、公共工程、醫療產業、高等教育等。今天，雖然澳門的整體經濟數據亮眼，然而產業發展與財富分配失衡、社會不公持續惡化，大部分市民的生活負擔越來越重。對澳門居民來說，直接不滿的對象是本地無能的管治集團。每年三大遊行日（五一、十一及回歸日），主要訴求仍是針對本地社會的公義、民生及民主政制。
澳門的一國兩制，一如中國傳統的「羈縻制度」，針對邊陲地區或藩國，只要形式上認同大一統皇權，中央即不管他們如何自治。在政治上利用舊有的宗族進行統治，經濟上讓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不變。澳門的管治集團，一如舊時的土司，是世襲制，既不能升職，也不會被降職，做得好不會獲獎勵，做得壞也不用受懲罰。對於北京政府，澳門社會最多只是間接表達不滿，認為中央放任本地土官與駐澳力量（包括中聯辦及中資）合流分贓。
賭業經濟繁華，亦成矛盾根源
至於近年在香港出現兩地人民之間直接的中港矛盾，在澳門則尚未發生。部分原因可能是澳門主動或被動地在空間上作出了區隔，遊客集中的三大區，有兩區是新填海地，對本地居民影響不大。而新馬路至大三巴一帶的傳統核心區迫滿遊客，本地居民似乎已經習慣或忍受了。只是，當澳門需要承受越來越多來自全國各地「貪官土豪」的黑錢周轉、負面娛樂發洩，而本地管治集團無能處理，進而擴散到生活社區時，不滿情緒隨時觸及澳門人的忍耐極限，兩地人民之間的直接矛盾衝突，亦有可能在澳門上演。
原文刊於香港獨立媒體【2014七一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