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城規偷步事件，「論盡媒體」無論是在每周專題，還是本期的封面專題，都作出了不同角度的探討。澳門社會的廣泛關注也並沒有停息的跡象，尤其對可能的其他突襲規劃項目，保持高度的警惕。那麼，我們嘗試問一個根本的問題：「城市規劃是甚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從主流教科書上抄下答案來，當然比較容易。但是，如果我們從城市規劃的歷史來源去探究，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答案。重量級城市規劃理論學者Peter Hall在他經典的「明日之城:20世紀城市規劃與設計思想史」一書中，對現代社會百多年來的城市規劃思想、實踐及社會背景，做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在結尾時，作者沒辦法給出簡單的答案，解答城市規劃可以為城市做甚麼？是否讓城市變得更好？反而生出了更多的疑惑：城市為何而存在，為誰而存在？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清醒地看到，城市規劃作為一門專業，其實沒法建立起面對權力的自主性。「城市規劃不可能簡單地如科學研究所宣稱的那樣為一自我獨立的行動，事實上，就像其它所有的社會現象一樣，空間規劃也反映、表現出其所處時代的社會情境。」因此，我們不能期待城市規劃可以自動超越一個城市的既存矛盾，以及政治經濟的現實限制。可以說，城市規劃的關鍵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如何認清當下的城市問題。
對澳門來說，城市問題確是問題。政府以土地匱乏為名緩建公共設施、公共房屋，城市景觀、環境急速惡化等，使澳門人熟悉的社區家園、悠閒生活快速消失。在城市空間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問題，關乎房屋、交通、基礎建設、文化遺產、市政服務等。結果，就造成了城市生活狀況的主要危機，社會壓力日漸積累。但是，大部分的社會壓力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回應，政府將資源主要集中在博彩業的發展，以及照顧政商盟友。以土地資源為例，黃金地段的土地，除了讓博企佔據之外，就是一棟棟所謂豪宅，湖畔名門、壹號湖畔、御景灣、大潭山壹號、君悅灣、寰宇天下、海擎天、金峰南岸、名門世家⋯⋯。只要睜眼看看，這些新建的豪宅，發展商是如何取得土地？如何變更用途？如何加高加大發展空間？大概就可以明白，特區成立後的城市規劃是個甚麼樣子
澳門的城市規劃，從來受到兩種城市性格所形塑：「官僚城市」與「投機城市」。官僚城市，代表了澳葡政府時代形成，一直沿用至今的一套官僚主導澳門城市發展的行政權力與支配性價值。而投機城市，則代表了90年代之後，以大規模填海和幾次房地產投機起落為典型所構造的城市新地景，尤其特區成立及開放賭權以來，以跨國資本和本土資本共構的賭博資本主義，決定了澳門的城市性格。特區成立後，面對本土權貴及跨國資本，行政官僚的權力逐漸沒落，成為發展掛帥的投機城市的僕役。
現在的澳門，城市結構由二元分裂的社會空間組成，共構為一個「投機城市」。在新發展區，是由博企和豪宅佔據，企業主義主導了整個空間邏輯，大塊大塊的土地被圍隔成私人堡壘，公共建設成了私人堡壘間的剩餘，只起著連結的作用。路氹城就是個最典型的例子，由城市史的角度言，由公共城市(public city)成就為所謂的私營城市(privatopolis)了，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都市規劃(neoliberal urbanism)。
在舊區，投機的邏輯同樣穿透到街巷的肌理之中。土地、住宅、店鋪以及停車位，成為瘋狂炒賣的商品，不再是生活的依仗。城市，作為文化傳承、社會生活、人民生存以及交往的社會空間所在，在澳門被割裂。這也是十數年來，空談舊區活化、改造無所成，淪為粉飾修補外貌工程的根本原因。空間爭奪中，普通市民一直被排除於決策過程外，而權貴們可以在公眾看不見的地方，自在地分割、操弄他們所想要的空間利益。城規部門在這過程中，成為無力對抗投機者的行政機構，卻仍有貫穿城市空間的行政意志。
顯然，城市規劃無法自主於權力關係之外。那麼，城規部門或城規專業者，可以怎麼做？如果是未忘空間專業者初衷的負責任官員，起碼不會將完全沒有經過諮詢的規劃方案，向社會單向公佈後，宣稱「滿足公衆的知情權以及增加政府施政透明度」。正如前述，城市規劃不是個技術問題，最關鍵的特質在於是一種政治過程。如果以為匆匆一張藍圖，就可蒙混過關，則不知是當市民無知，還是主事者自己太天真。任何社會、經濟以及空間構思上的奇想，以及城市規劃提出的遠景都必須經由溝通過程落實執行，否則只會增加自身的管治難度。
對市民而言，將城市規劃視作為社會溝通的政治過程，更形重要。並需要在這過程中搶奪發言權，不只是物質空間的分配，更是對這個城市賦予意義的建構。要讓城規為市民而規劃，要讓城市為市民享有，市民必須親身參與決策的過程。這種參與，並不能倚望當權者的賜予，而是需要市民的爭取。這樣，才足以賦予我們所居住的城市以「市民城市」的意義，才可能對抗澳門的「官僚城市」與「投機城市」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