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九一五」立法會選舉，三個八〇後女生順利「闖」入議會。然則，人們對澳門政壇這新的三小花：來自工聯的李靜儀、婦聯的黃潔貞和民建聯宋碧琪，有多少認識？她們由參與社團到踏上從政之道，是怎樣走過來呢？論盡媒體分別專訪了她們，希望讓讀者有不同層面的了解。無疑，一篇人物專訪實難以有深入和全面展示的可能，所以，三小花未來實際表現才是更重要。
（左起）李靜儀、黃潔貞、宋碧琪
李靜儀：
溝通是重要的
在三個「八〇後女議員」中，李靜儀可能是大家較為熟識的一個：先在工聯的議員辦事處議員助理，廿七歲起兼任工聯權益工作部及社協執委（可能是工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社協代表）。過去十年，在不少勞資事件及新聞報道中亦不時會看到李靜儀代表勞方闡述立場的身影；在今年施政辯論中，這位新進間選議員連珠炮發地的向各司長提問，似例無虛發，令人眼前一亮。訪問前以為她正經八百，但期間發現這小妮子雖然已為議員，其實亦親切可人，與一般年輕「八十後」無異。
緣起
李靜儀形容她的過去歷程是個「偶然」：「我大學唸行政管理，學校要實習。有朋友提議我去議員辦事處接觸一下比較類似的情況，碰巧關姐給我這機會嘗試。」「過程很有意義。很多居民在我們的協助下，他覺得幫到他。有些事可以轉變到。」於是2003年畢業後「再找關姐，問她可不可以收留我。」李靜儀傻氣的笑着說。
議員助理需協助議員，為一眾基層「打工仔」爭取權益。「每日要接觸的人都不同。有些很慘很慘的對着你喊足成個鐘，求你幫他。有些很勞氣因為政府處理了一些問題他覺得很不公平。」小妮子剛畢業初出茅爐，社會經驗淺，一切都要從頭學起，「撞板」不少。「試過有些個案自己打算做了便算了，忘了叫工會一同參與。但原來整班人來開會，一人一句很多意見，很亂。有些說要爭到甚麼，有些說可以和解，有些又說要爭取多點，有些又說可以打折。」最後也要工會同事出馬，幫忙收集意見。自此意識到「溝通」的重要性。「年輕最大的問題是社會閱歷淺，對社會的認識肯定差很遠。」李靜儀回想時分析道。「工會是『熟行』的人，跟他們有人脈關係。很多前輩本身是工會，一路走來對工會事務的接觸，各行各業都很了解。要透過很多年跟工會慢慢接觸，我才慢慢掌握每個行業的遊戲規則、面對的問題。」
但有溝通不代表沒有妥協。「也曾試過我覺得這個不對，但為了大家共同方向，我們這樣決定了。」李靜儀出身工聯，現在又成為間選議員。那她會從工聯還是從議員角度處理事情？「我第一個準則不是服從或自己去做，而是中間要很多溝通。」「一定要知會或多番討論。但作為我自己，我必須明白原因。我會自己判斷，然後採納你的意見，跟你的方向走。我也明白不能每次自己走自己的路。這樣很難帶領整個團體，跟整個團體同事一起走。所以我自己很體會到一個溝通重要性，亦明白一個下面架構龐大的社團， 很多時間真的花了在協調溝通上。」
「溝通」可能是整個訪問中李靜儀最強調的兩個字。對李靜儀來說，沒有溝通，一切亦是徒勞。「有時勞資個案，工友想你這樣幫他，但你說不行，『我覺得這樣對你沒利益』，然後自己一意孤行自己去做，最後人家便不授權給你，或者覺得你幫不了他。其實個案還是處理不了。即使法律上我們覺得怎樣爭取更有利，其實也需要和他們溝通」。「如果居民不信任你，你做十件事都會失敗。因為從來沒人覺得你在幫他。」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通亦然，例如最近的輸入外僱事件。「政策是否沒變，你一定要有辦法講得清楚讓大家信任你。」「政府在施政立場上要想，為甚麼會發生這件事，而不是『我咪講咗唔變囉，大家要信我』。不是大家不信任你這句話，而是現實很多個案告訴我，你沒機制沒法律，沒任何方向保障我，這情況下我一定會驚。」
李靜儀出生於1981年。「所以我剛好是『八〇後』。可以『扮細個』。」小妮子洋洋得意地笑道。說起年齡，她沒有尷尬，也像時下「後生女」一樣，因為「年紀小」而自鳴得意。「我哥早我兩年出世，於是變了『七〇後』。」臉上一副燦爛的笑容。
雖然不斷着重「溝通」，但李靜儀坦言，溝通並非自己天生的本能。「可能是名字關係，我以前真的很靜。」她大笑着說。「議員助理這階段訓練了我很多，起碼比較夠膽講嘢。我以前真的會坐在一邊不作聲。但現在居民反映一些事，起碼的溝通都可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2008年，李靜儀兼任工聯權益工作部，亦成為社協執委的勞方代表。「因為工聯傳統上讓權益工作部主任擔當此職。」當時她廿七歲，可能是工聯史上最年輕的一位社協代表。「我自己也想過他們是否大膽了一點。」小妮子笑了笑。跟資方開會時會膽怯嗎？「不會，由頭到尾都不怕。起初自己可能要時間思考，多想一點才慢慢說出來。」「我給自己的壓力是基於我擔心自己擔任不好這個角色。『上到去會唔會被人抛到口啞啞』。不能說不怯。但那種怯是可以用工作準備來降低。不用太擔心那種。」「背後有很多人支持我，我覺得一定要代表他們表達。」
今年立法會直選選舉，工聯的「同心」痛失一席。李靜儀則與林香生在無競爭的情況下，循間選選舉順利入局。年紀輕輕便貴為議員，是否因為出身大社團較為幸運？李靜儀則不以為然。「不論直選間選甚至官委議員，居民對他們的要求都會越來越高。坦白說，間選將來也會面對競爭。人家不是必然需要選你。如果你沒表現，甚至你做的事大家覺得你代表不了他，大家將來也會有一個選擇。」「這是為何我覺得不論直選間選，都必需要在議會能夠代表你的界別利益，或代表你的受眾。我不覺得自己可以在這工作上放鬆。因為將來居民一定會看到你的表現。所以我不覺得自己從間選，我們的工會都基本支持我，便可以在這放手，甚麼都不用做，然後覺得自己可以繼續連任，或選到直選議員。」
去年十月，維澳蓮運突然宣佈破產，大批巴士司機頓時不知所措。李靜儀連夜與部門開會，凌晨又跟同事趕到站點了解司機情況。之後十一月施政辯論展開，年底活動亦緊接其後。當選以來工作忙碌，李靜儀坦言與家人及朋友相處時間減少，自己亦未有拍拖，亦笑說恐怕朋友會跟自己「絕交」。「最近特別忙一些。我這星期好像也少了回家吃飯。」幸好家人非常支持。「當然會有溫馨提示，包括我現在工作上，他們聽到街坊講一些議題，他們也會告訴我。『注意你說話怎樣怎樣』。但從來不會給我壓力，都很支持。回家又會很關心我。」
「很多謝他們支持。我自己某程度上做得不夠好，忽略了關心他們。去到這樣的年紀，其實應該照顧家人，但現在反過來他們繼續照顧我。有時覺得唔係幾好意思，但又好多謝他們照顧我。」說起家人，這位八〇後議員也像小孩般笑了起來。
黄潔貞：
希望得到更大認同
黃潔貞，兩位八〇後直選議員的其中一位，亦是「三小花」中唯一一位已婚（並育有一子）的。本身是護士的黃潔貞，今屆立法會選舉跟隨代表「街總」的何潤生代表婦聯組成「群力」參選。首次參選便成功入局。訪問前早已耳聞黃潔貞的拼勁。言談間得知，黃潔貞今天的議員席位，是從家中一張小櫈一路走來。
緣起
黃潔貞出身於基層家庭，中學甚至大學都是靠獎助學金完成。「我讀完整個學習階段，家裏都沒有一張書枱。小時候就在四方櫈或是小小的飯桌上做功課。」沒有學琴學畫畫，也沒有補習老師。她形容，父母要為口奔馳，整個過程都是靠自己。「小學唸濠江，中學轉校去培正也是自己去考。」「當時沒想到（培正）是要付錢的學校。整班人「柴娃娃」的想知道出面的同學水平如何，於是便報考了。」結果成功錄取，父母亦首肯轉校。於是黃潔貞便靠助學金完成整個中學階段，並在畢業後考入護理學校。
回顧過往歷程，她好像沒怎麼閒過下來，職務總是一個接一個：進了護理學院後，黃潔貞參與學聯，「可以學組織活動、策劃。」那是二零零二年，黃潔貞由入會參加活動開始，然後進入理事會。「隨着自己成長結婚了，自己的興趣關注又不一樣了。學聯的工作也要薪火相傳，於是開始轉到其他社團。」就這樣，黃潔貞開始在婦聯社會服務部擔任義工會員。二零零八年正式在該會擔當職位。
南丁格爾當議員
十多年來，黃潔貞積極參加社團活動，但其正職其實是位護士，職位是副護士長。 當選立法會議員後，黃潔貞便向醫院申請停薪留職。因為要「集中精力做立法會的工作。」「醫院也很支持。我不想自己兩邊也做不好。畢竟（護士工作）我們面對的是生命。」護士的出身，令黃潔貞也成為議會內似是醫療問題的發言人之一。「醫療事故法放了在第三常設委員會。我本身亦是一個護士。當中一些條文我自己亦會從臨床實際情況提出自己的意見，讓法律顧問做參考。」然而此特別身份亦是「雙刃劍」：面對選票，面對醫療的同事，「黃姑娘」會選擇站在哪一邊？「麂D事。」這位副護士長以堅定語氣說。「作為一個護士，有職、有責。在醫療事故中，真真正正找到問題，是我護士出錯，我們要承擔責任以及承認。市民以為我們沒責任，其實不是。醫院對病人有損害，我們亦有條文清楚列明，亦有處理程序上報。我們也會不獲續約。」
多年來在病人和醫生間穿梭，黃潔貞對醫患間的溝通深有體會。「像上次為何我會提出『送外就醫』這個質詢？因為市民有時不知道如何去申請。醫生只是說『唔批』、『你一定要咁樣咁樣』。政府說有司法程序去跟進。澳門現在用的司法程序是多漫長，真正有需要的人能等嗎？最重要的是你不能用法律來跟病人講。最終的問題是你要解決。」「病人要醫病，這很簡單。你不能太簡單一句：唔批就唔批。過程裏你要讓市民知道：我可以怎樣做。不要真讓人覺得『打份工』。」
網上流傳相片，外國一位女議員帶着嬰兒出席會議等情景。「我也有想過，如果真的找不到托兒所，我有沒有這特權？」黃潔貞笑着說。「因為我還有機會嘛！」婦聯中人也會找不到托兒所？「我們也要抽籤的。」
家暴公罪法案投棄權票
就任議員三個月，黃潔貞在議會爭取表現。到去年十二月底為止，書面質詢十二份、口頭質詢一份；五次大會，每次都有議程前發言。「像家傭市場問題，我們（婦聯）多年來一直跟進關心規管問題。兜兜轉轉原來在議事殿堂內，透過一個質詢可以給政府更大壓力，讓司長有一個正面回應。這是自己頗大感觸。」
除家傭問題，家暴法亦是黃潔貞代表的婦聯關注議題之一。婦聯轄下設有勵苑，為受虐婦女及其子女提供協助。婦聯之前亦一度支持家暴法列為「公罪」；（即不論被害人是否提出追究，公權力都會依職權主動展開偵查及提出控訴，讓受虐婦女不會因為怯於控告而繼續飽受欺凌。）香港早於1986年制訂《家庭暴力條例」》台灣則於1999年制訂《家庭暴力防治法》。社會近年亦有不少聲音，支持澳門通過家暴法並將其列為公罪。然而，政府在諮詢後卻表示當事人有可能「唔想告」而傾向把家暴法列為「半公罪」。婦聯亦隨後向媒體表示，傾向把家暴法列為「半公罪」。而在十一月一次立法會會議中，這位新任直選議員亦對議員提出將家暴列入公罪的法案選擇投了棄權票。
這張棄權票無疑令人詫異，因為作為來自婦聯的議員，理應對婦女兒童免受傷害是有更堅定取態，不是嗎？「因為當時我們理解到，法案條文當中有抵觸。」黃潔貞解釋道。哪些抵觸了？「本身…係咪刑法典入面好似一百四十幾條…我要再睇返。當跟一些法律有抵觸，以現在的法例或立法程序，哪一個會比較快？最近我們說不一刀切，因為整個保護機制未做好。當未做好便要行這條法（公罪），誰能真正保護（受虐婦女）？用了這條法去阻止了，可能只是不會犯這條法。所以我自己也很主張，如何阻嚇、保護、預防一起做。」
如果政府維持家暴法半公罪，你亦會支持？「我要看最後出來是怎樣。上一份草案政府提到協助機制。但沒詳細條文你不知道他會怎樣做。那我們可問究竟會怎樣做、跨部門怎樣做。」即是視乎法案內容？「整體。三個原則：如何阻嚇、保護、預防。」
我的媽媽是議員
黃潔貞已婚，兒子四歲多。每天黃潔貞會抽一個半小時回家跟他吃飯，參加社團活動時亦會帶上他。黃潔貞自言不像一般「怪獸家長」，對兒子的學習沒太多要求。兒子進幼稚園前都沒要求他拿起筆。但兒子活潑性情亦讓這位議員媽媽大為頭痛。「老師跟我投訴說：『你個仔上堂坐唔定，周圍走。』我想盡辦法。老師提議找些令他專注力集中的活動。」於是讓兒子在婦聯家庭服務中心學畫畫，「一百元五堂。」又找了鄰居一個大姐姐教兒子彈琴。「現在家裡有一部二手電子琴，都是人家送他。過程中我沒強迫他，是他自己說要繼續學。如果他說不去了，因為我沒付錢給人家，他可以不去。但他由十月學到現在，已經會看『豆豉』譜。」媽媽自豪的笑容堆滿臉上。「他才四歲多，手法應該不對。彈琴時手指都是直的，但他會看音符。對於我作為一個家長，亦是一種滿足感。」
從獎助金學生到成為護士、媽媽，現在當選議員；一路走過來，黃潔貞會否自此從政？「做護士除了專科護士、管理方面的護士，參政議政都是發展的過程。」「始終我們是民選議員。選民也會監督我們、評價我們。四年內盡力做，希望得到更大的認同，亦要兌現參選時個人或團隊的承諾。四年後，沒人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但參與社會的工作不會離開我自己。」
黃潔貞自言一開始沒打算從政。「我讀護理系出身，碩士唸應用心理學，參選是因為我參與了社團。因為機會與機遇，社團給我這機會做代表，我自己也不斷努力去達成目標。相輔相承下，出現了這個坐在議會的我。」「如果我曾有過這樣的生涯規劃，我碩士應該不會唸應用心理學了。」出身大社團，選舉較有優勢？「這個市民都會評價。(當選) 歸功於我們整個團隊。『群力』團隊有二十多年從政在議會內的經驗，是整個團隊能夠給予市民信心。」
宋碧琪：
好好運用話語權
2013年9月15日以前，在澳門認識宋碧琪的人可說寥寥可數；然而「九一五」立法會選舉後，「宋碧琪」三字頓時躍然於澳門各大小媒體，似是無人不知。「九一五」後，這位首次直選便當選議員的八〇後小妮子，成為澳門回歸後立法會選舉的兩項紀錄者：最年輕的議員以及首位可以晉身立法會的「第三候選人」。但除了這些紀錄以外，外界對宋碧琪的認識可謂依然「一片空白」。
社團出身
宋碧琪於1985年在澳門出生。小時候曾在內地唸書。小學五年級回澳，於勵群小學畢業後到濠江中學；2010年於澳門大學中文法律系畢業後，便開始在民眾建澳聯盟（民建聯）從事社區工作；畢業三年便當選議員。對這個歷程，宋碧琪雖覺得自己多了一份幸運，「但我做社團工作都很長時間了。」宋碧琪初中時已開始參與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學聯）活動。「中學去學聯只是想鍛練自己的能力，所以學校推薦有這個機會就加入了學聯。」開始做一些聯誼活動或比賽，亦開始對時事有興趣。大學畢業後選擇在社團工作。「這三年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們每日在區內跑來跑去，和大廈業主接觸，了解到市民現時問題是甚麼，亦驅使了我有一種心態，以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多少，幫到社會多少便自己去做，亦驅使了我繼續有留在社團的心。」宋碧琪一字一句慢慢道出經歷。「在前線會看見很多，包括求助、沒錢租樓……我們都有幫助他。當我們接觸這些個案時，亦很深層次地了解到到底這社會在發生甚麼事。」
參選立法會
雖然熱衷服務社區，但宋碧琪坦言以前從沒想過要參選立法會。「其實我從來沒想着要做參選這工作，不過陳生（陳明金）給了我一次機會，覺得青年人該多學習、多鍛練，亦想藉選舉讓我這青年人多學習。基於這考慮下，我也覺得自己還是年輕，應該多去看、多去做、多去思考，所以答應他去參與這次盛事。」結果陳明金一組高票當選，更連取三席，是澳門回歸後首次有參選團隊囊括三席。
有分析認為，今屆選舉資源充足的社團都獲得較好的成績，宋碧琪並不以為然：「直選是一個競爭機制，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來。他們眼睛是雪亮的。想投哪一個是他的選舉權。大家的機會其實是一樣的。不過如何打動市民投你一票。」「我們這團隊有三席，是否資源多便多了機會？我們選舉每日朝早七點在街上跑到夜晚十一點，這是付出。不是丟多少錢下去便能做到的事。這些都是我們『身水身汗』自己跑回來的。」宋碧琪越說越激動。「陳明金選舉期間澳門大大小小都走遍。整個團隊帶着我們走。下雨，很大雨，我們都去路環。如果你們記者有跟着去都知道，九澳村我們也過去。見到市民，陳明金先生先鞠躬握手、擁抱。這些不是你有多少錢就可以買到回來。這些資源上是否就可斷定你成功？有因素存在，但是否最主要？相信未必是。因為人有感情，你要靠經營。如果錢可以解決，有錢佬一人攞幾十億出來就搞定了。何需跑前又跑後？」
而對外界指自己「扯衫尾」入局，宋碧琪亦有自己的看法：「大家從來也不會相信會有組別拿到三席，所以大家的焦點和注意力永遠是在第一第二候選人身上，印象上較少留意第三候選人。所以當第三候選人進入議會時，吸引社會關注的吸引力變得大了。」但單靠個人是否有信心當選？「我相信市民有他的想法。為甚麼會支持我們？可能亦存在可能希望我們這團隊，可以多點人進入議會為市民做事。只不過碰巧有三席。至於是否扯衫尾，我不敢說不是。但既然這是事實存在的事情，我們亦要承認這一事實。要勇於接受挑戰，亦要對得起市民對我們的信任。」
訪問期間，不難在宋碧琪的話語中聽到「所以」二字。這與法律人的「因果關係」觀念較強有關？
記者問：如果你自己獨立出來選，你覺得你能拿到多少票﹖宋碧琪道：我從來沒想過這問題。第一，我從沒想過要出來參選。我只不過是想做一個社區工作者。（一直想做社區工作？） 我從來的心都是想在社區為市民做一些事。只不過在今次選舉，基於學習心態，市民亦支持我們整個團隊。我有機會進入議會，我的角色上轉換了。但我的工作內容始終沒變。我從來只是想在社區做一些事。所以你問我自己出來選會有多少票，我從來都沒想過這問題。亦沒打算做選舉。
當選以後
當選立法會議員，宋碧琪表示沒太大新鮮感。「因為過往從事社區工作時，有空時亦會到立法會旁聽。」但不代表沒壓力「自己的話語權大了，這並不代表自己甚麼話都可以說。相反是自己要慎言。亦跟以往工作不同的是，以前可以很簡單地給事情下定論，現在要多一份較詳細的深思熟慮。因應事實客觀評析，所以要仔細、慎言去做、去講。好好運用話語權。」
議員具有話語權，是因為其職責所在：為市民發聲。工具包括質詢、發言、提案等，當然亦包括對議案投票，兌現競選承諾。宋碧琪選舉時曾表示支持對家暴法列刑事罪，但競選過後的在十一月份，有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家暴公罪法案時，作為女性議員的宋碧琪則與團隊的陳明金及施家倫，一同對法案投了棄權票。「由頭到尾我堅持這需要刑事化。即使之後我亦有繼續向司長表達意見。」對於棄權票，宋碧琪有這樣的解釋：「因為當日原來有些議員不是真真正正想為市民立這法，而是想用這法案去迫政府之後不可以提案，所以「焗住」議員唯一的選擇就是投這法案。這對議員來說並不公平。」對於記者提出：但現在政府同樣不能提案了，因為按議事規則，同一法案不能在同一會期提出，政府在這會期還是不能提案？宋碧琪則認為「不可以提相關範疇的，只不過你的法案內容及名稱不同於過往提案，你就可以提出另一個。」但如果政府繼續提案，把家暴列為半公罪呢？「政府都不是聽市民的說話，我們當然要反對。我們的立場很清晰，要一個公罪法。」即如果政府的法案是半公罪，你會投反對票嗎？「我一定會投反對票。」
議員新娘
宋碧琪今年二十九歲，是三位八〇後女議員中最年輕的，亦是回歸後澳門議會內最年輕的議員。「有次在《澳門開講》，蘇嘉豪說我是議會內唯一適用青年政策的議員。」除了「最年輕的議員」以及「首個躋身立法會的第三候選人」這兩項紀錄外，宋碧琪亦有可能成為特區立法會成立以來「首位在任期中結婚的議員。」「當然在這個會期內（結婚）。怎麼不會呢？」宋碧琪笑道，這也是整過訪問過程少有展現笑容。「我是個很有人生規劃的人，所以對於自己的婚姻亦有規劃。自己三十歲前應該要解決終身大事了。這段時間我沒理由為了議會不顧家庭。家庭和工作都要處理好。」但說及男朋友及婚事，這位小妮子議員明顯表現害羞。「他是自己公司創業的。我們在社團工作認識。」
將來焦點
任期已經開始，這位新任議員又有何抱負焦點？「肯定的第一個是，立法的工作要做好。加上自己本身唸法律，對法律有一定了解。希望在法制建設、行政法務做一些跟進的工作。」民生方面，身兼澳門樓宇管理仲裁中心仲裁委員的宋碧琪表示，會比較關注大廈管理。「因為每個人下班後都會回家。其實這個大廈管理的工作，影響着千家萬戶。如果這法律法規上還不健全，會影響很多市民的安居。包括我們一直關注的非法旅館問題。現在很大部份的因素是大廈管理的法律和機制上不完善，導致這些情況出現。」當時相關法律修改，跟陳明金同屬一團隊的吳在權亦有牽頭。但整個大廈管理的法制完備工作仍需進行。你自己也希望做這件事？「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