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之路
現代教育存在各種光怪陸離的風景：例如沒有夢想的人，在舞台上說著夢想的事；人被編號，以便在打卡、點名、打卡之中獲得產值（而非個人價值）；例如企業或政治權力介入，鼓吹「辦學是一種企業化經營」（出自過時且已故的「經營之神」）；又例如校園感恩節裡「要求」師生感恩天地、老師感恩學生給我一份工、學生感恩黨國蔣總統雷鋒同志毛主席（還有花蓮國王傅崐萁）……
當教育被視作一門生意，體制上的指引必定更加清晰：如何確保校園生產線穩定進行、如何淘汰次品、如何保證教學工廠出產成品、如何確定產品能順利被市場（高校／職場）消費。
這種標準化作業，看來非常熟悉，它從工業革命之後就被使用至今：工廠化管理人才，確保未來的工人在生產線上無疏失。
不管是否有效，量化人（教師／學生）的工作仍持續進行。遺忘所有的政策和方案被施行在一種被命名為「人」的生命個體之上，從事教育工作還真是令人恥度大開。
我在一個相對保守的教育體制下被養大，教科書以模糊的詞彙概括不同的族群，聽從單一被講述的故事，不知道甚麼叫作城鄉差距，對性教育一知半解，更遑論對罕見疾病或跨性別者尊重的聲音。覺醒之路痛苦欣喜參半，無論如何是回不了頭的事情。若要避免課室裡的生命體重覆上一代的錯誤，位在教育工作最前線的教師，或許該保有最低恥力，處處警惕。
人類的兩種知識
陳之藩先生曾介紹，現今文化學者把人類的知識劃分成兩大系統，一是累積性的知識，二是非累積性的知識（《知識與智慧》）。
累績性的知識。人類和其他物種非常不同──我們是唯一不用經過實證就能得到知識的動物，並能有所淘汰更新。當年希臘科學家討論的星座、原子、中國煉金時代談論的化學元素，至今沒人重視，而柏拉圖或是阿基米德，可能得來上今日一課，才有可能和愛因斯坦對得上話。諸如科學或技能，它們是可經由傳承而累積的知識。
另一種非累積性的知識。兩千多年前的希臘文學家闡論是非、善惡、美醜，今天你我仍在處理一樣的問題。
在現代教育裡頭，大部分的人類，都可以輕易地得到、淘汰更新第一類的知識系統。學生只要藉由閱讀、反覆演練，就可以得到千百年來人類累積的所有知識。眼前這些小腦袋瓜裡的知識，可能比亞里斯多德還要多。這讓我不禁打了個哆嗦，戰戰兢兢。對待教育工作，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教師的求知欲若無法大於學生，就不足以承擔人類的進步。
忙於豐富單一專業知識、對累積性的知識進行傳授，是否為「教育意義」之所在。當教師在傳授「煉金術」的同時，也要有這一學科即將沒落、淘汰的準備。
知識不是教學最重要的目的，對於未知事物的渴望，還有思辨能力才是。在飽而無欲、未經思辨的過程，任何知識不過就是打呵欠的課堂、是可供背誦考試之後即棄的知識。
35分之一的獨一無二
當我們討論生命、政治、國家、歷史等論述，一個課室裡35+1個人（35學生+1個老師），就能進行和前人同步的36種思辨／對話。第二種知識體系，不同的生命個體，經由各異的思辨過程，即能成就不同的完成。在不一樣的小腦袋裡，迸發出來的是不一樣的火花。也就是說，每個人、每個學生都是一個「小宇宙」，一班若有35個學生，就有35家學派，人類的創新思維，由此繁衍。
那35分之1，可能完成一首美麗詩篇、一幅抽象畫、一個顧及人性尊嚴的醫療體系、一個改變世界的NGO企業、健全這個社會的公理正義，甚至在面臨人類存亡問題的時候，這35分之1會為你我後代子孫想到出路。
當文學被談起，其實談的是活生生的有機體
回到文學教育本身，我以為文學本身包含了以上非累積性的知識的種種主題，因此當一個教師論及文學，談的應該不侷限於形式文本，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就施教者來說，他選擇的是講述故事的方式，給予施受雙方應該是一個絕對獨立的空間，去思索和深入所在之地。一直以來，文學教育從沒「訓練」我，或讓我成為它們所講述的「道理」。
座標「人」的位置，就不得不談「故事」本身。人類是被故事養育的動物，故事是人類用來理解天地自然最重要的一條道路，有些民族（如:蘭嶼達悟族）甚至認為故事是家族最秘密的珍寶，不可洩漏或宣揚。文學，其實就是多種故事講述過程最後的道路。今天我們在課堂上討論的各種文學形式，即是為較為年幼者展現不同講述方式，讓他們看見前人多樣陳述方法，並選擇、決定、創造（這是最重要的目的）自己的方式。
人需要故事，藉由故事來建構我們最初的世界觀。但今天決定哪一個故事該被講述的，不再是族人的身體，而是權力、體制或利益中心，它們建構的是刻板與偏見，這種間接體驗是反智的，且遠離自然真實的模樣。
文學教育工作者首要做的，並不是服膺於任何一種故事講述法，而是卻除刻板與偏見產生的可能性，唯有在過程之中聽從被教育者／閱讀者的個人生命體驗，並與之同時進行反省，才有可能使雙方勇敢，並讓一地文化未來的路向趨於理性。
沒有哪個作者的一段文字是可以被單獨出來作為考本而存在，亦沒有哪個讀者的閱讀是剔除自身所在的社會及生命體驗的，將閱讀者（學生）和作者文本（課本）視做兩抔泥土，我要看到他們揉合融入彼此的模樣。
壞孩子筆記
體制作為量化人的工具（而非觀察與幫助），被評定為「次品」的孩子們是否有機會實現自己，我不得不去思考如果茱麗安琳在今天的澳門受教育，她還能編出《貓》、《歌劇魅影》嗎？當一個地方的教育工作者，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應付全球基準的觀察測試（如PISA）的同時，又能培育出多少不同領域的高級專業人才？當他們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幫學生培訓各類舞蹈徵文繪畫等文藝型比賽，追求的是不是功利且趨近單一的美感（還是迎合特定評審的馬屁文化）？如此一來，施教者的作用和成就在哪裡，他們是否有提升自我專業層次的渴望，亦或甘於成為教育工廠運作之下的另一種奴隸？
一個「壞孩子」在分析受教困境的報告書寫了這樣一句話：
「請不要拿走我的想像力，如果沒有想像力，人類如何飛到天上、又如何能到更遠的地方去。」
另一個「壞孩子」在接獲離譜低分的成績單時絕望地問我：
「老師，甚麼故事能夠代表我？」
因應工業革命而產生的現代教育：一樣的教材、相近的教學方法、平整的測試方式、生產出齊頭的素質穩定的人才。因材施教，是不是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情？
面對漏洞百出的體制，我著急不已卻也充滿信心。我知道你們腦袋瓜裡的知識比阿基米德、比亞里斯多德還要多，你思辨的路子彎彎曲曲，不甚成熟，甚至被視為歪七扭八。你更渴望自我的完成，需要被尊重、需要以自己為主體的校園空間。印度革命性的教育學家蘇加他‧米托在告訴你我：「生命自會找到出路，方法在哪裡，教育就在哪裡。」
我知道你就是我，我也是你。
關於茱麗安琳：
肯尼•羅賓森在TED的演講中談到著名編舞家茱麗安琳的故事。編舞家茱麗安琳在30年代，被學校視為非常令人感到頭疼的問題學生，她無法專心，總是動來動去、捉弄同學，老師要求茱麗安琳的母親帶她去看醫生。進了診療室，醫生把孩子留在了一個房間裡，和她母親一同離開。但走出房門前，醫生把桌上的收音機打開。醫生和母親一起觀察這個孩子，她們一離開房間後，茱麗安說她就隨著收音機的音樂跳起舞來。兩位大人在外面觀看了幾分鐘後醫生轉向她母親說：「太太，茱麗安沒有病，她是個舞者。帶她去上舞蹈學校吧。」茱麗安進了舞蹈學校，發現同學都和自中@樣，必須經由舞動才能夠思考。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茱麗安遇到韋伯，編了《貓》、《歌劇魅影》等名劇。
插畫：〈吃掉想像力的教育〉，袁志偉
後記：「甚麼故事能夠代表我？」──給我的「壞孩子」
《人之訓》 /川井深一
你第一口呼吸就被評鑑
為存活打分
確定你身為人
你有一本手冊
只紀錄你的頭圍身高體重
吃奶
預防針
疾病
的所有你還會有
其他手冊
不紀錄痛或歡喜
紀錄你的父母親
你的國籍你的身分
你的語言學習背景和工作經歷
它們名為護照身分證成績單
戶口名簿健保卡和履歷
它們紀錄你
也同時丟下
已被人類知曉的一切祕密
人的知識被系統地畫下刻度
下一個人該沿線
抵達哪裡？
有一天
你會哭著來找我
說這個分數不能代表你
說這份工作不是你
說你並不在這個土地的虛線裡
我知道
你在一棵樹上
或正潛入某個未有人抵達的海溝
不過，我的寶寶
我們是人類
我們受教育
我們一定要排好隊
被自身物種已挖掘好的知識深刻教育
並把它當作是爬向天堂的階梯
小心爬高
切勿停在一棵樹上
就算日出日落仍有萬個祕密
切勿挖掘道路向海深處去
所有祖靈的聲音早變成浪
別讓它們死了也要忙著
告訴你
那裡只有墳墓
沒有新的魚
(選自川井深一詩小刊《哺啾哺啾，貝比小麻糬》)
── 小城教育反思系列（二） 前些日子，網路上流傳著一條短片，內容是韓國選美，二十幾個佳麗們竟然如此相像，除了髮型和衣服，二十幾人的五官，眉心開始定位，眉毛、鳳眼、腮頰、鼻子和嘴，都恰如其分的放在「適當位置」。五官面相有了「美」的標準，「不達標」是不是就等於「醜」呢？ 老師都知道，每個學生都有所不同，人的資質不可能等量齊觀，一個又一個的量化標準，一次又一次的達標考試，學生們的才能為了達標被塑成罐頭一樣量產，考過了試，切合了標準。這個人是不是走了樣？老師是不是應該像整型醫生一樣，將學生的素質置放在標準上，就完成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