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很幸運；以前的我十惡不赦、很邪惡。」這句話竟出自一位年僅21歲的年輕人口中。
大約五年前，漢基因為濫藥被捕，被轉介入教育所。之後他在社服機構由朋輩輔導員做起，再轉為活動助理，一步一步重建自己的生活和目標；近來他甚至嘗試創辦社會企業，協助一班像他那樣，曾經走錯的「雙失」青年。他坦言：
「澳門太有錢了，要甚麼有甚麼，太繁榮了。背後帶出很多問題，因為賭場蓬勃，自然要輪班，不少家庭經常無人在家。自己也只能跟姐姐相依為命，姐姐也有沾染其他的偏差行為。」
生命上了那麼大的一課，當初是為了甚麼？漢基說六年級的時候個子長得小，被同學欺凌，但回家告訴家人，家人卻都不相信。其後，他質疑「為何自己不做欺負別人的那個？」於是開始濫藥，加上校園內有不少黑社會滲入，要合群、要埋堆，就要「跟大佬」；否則，可能日日被人「接放學」。當時的他，明知「take野」不好，但都試了，因為朋輩都會認為「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要試下」，結果很快便上癮。甚至試過趁家人睡了時，偷回鄉證也要上大陸濫藥。被問到校園黑勢力的問題，校方是否不知道時，漢基表示，黑社會太多，就算名校甚麼的也有黑社會份子，校方即使知道，老師也不敢干涉半點。
他回想，如果當時無受到校園欺凌，又或者如果父母和學校由那個階段起，已介入關心，他可能不用有今天的追悔。但他同時慨嘆道：
「校園欺凌隱蔽性太高了，學生怕接放學，如果老師敢處理，可能沒那麼肆無忌憚，但做學生的仍然會有擔心，何況老師也不理！」
他相信校園欺凌，加上家、校這個體制的失效，令他感到自己不能受到保護。
「我寧願澳門用不著那麼多社工了，家長、校方，老師、學生應該連成一陣線，沒有哪一方是無責任的，不要動輒就只懂得指責學生。」
現在，漢基最遺憾的，就是要追回失去的時間。「把口話唔自卑，但內心始終有，付出最大的代價？時間！我現在每日睡二至四小時，因為期望26歲可以追及同輩的時間，我已浪費了四五年，其實時間可以換到一切！其實真的很憎澳門，衣食住行現在樣樣貴，要追回你失去的時間，是很辛苦的事，我的同學都已經大學畢業出來做事，我卻仍在補修中學。平凡人的願望，只想有樓有車，我又要何時才有？」
不過漢基仍然感激當初拘捕他的警察，因為直到那一刻，他才真的知道害怕。他相信，雖然澳門人口密度那麼高，但澳門鄰舍關係越趨冷漠，他以前常常跟鄰居去燒烤，但現在彼此見面都好像不認識，甚至一撞見對方就關門。「即使鄰居見到你學壞，也未必會出聲；現在零用錢又那麼多，動輒伸手就一千幾百，要應付濫藥的錢，綽綽有餘！」而漢基當年的零用錢只有幾十元，濫藥的錢，是「跟大佬」得來的。他曾經有嘗試回頭，因濫藥太多，身體出了問題，需要動手術，可惜始終再次沉溺，甚至被捕。「你以為大佬會保你，結果只有家人不放棄你。」
走錯了路，回頭要花上更大的力氣和勇氣。漢基剛從教育所回來後，好一段時間都得不到家人的信任，「他們會害怕我再去濫藥，親戚不讓表兄弟接觸我，就好像刀割一樣的難受」。幸好漢基並沒有因此放棄，相反他選擇做好自己去證明已經改過。他認為信仰給予的力量，助他堅持改過。而他創業，是當作一個遊戲去嘗試、去汲取人生歷練：
「錢重要，但我現在要的不是那種滿足感。」
訪問尾聲，漢基還笑說自己當年算是個「鋤強扶弱的黑社會」，有時見到有單親家庭的同學被取笑，他會忍不住代其「討個公道」。
最後，被問到如果政府不斷加大稅收在社會工作的投入，是否就能「一天光晒」，漢基只帶點不屑的回應：「錢解決到的問題，晨早解決了，不是錢的問題！」
2009中央登記系統顯示，青少年濫藥以「搖頭丸」最多，其次是「Ｋ仔」，但最近有數字反映，吸食冰毒的已超過濫藥人數一半。2009年廿一歲以下中央登記濫藥人數共221人，2010年110人，2011年74人。澳門基督教新生命團契ＳＹ部落主任劉展瑞表示，單看數字可能以為濫藥人數不斷下降，但其實更大的可能只是反映了，濫藥有越來越大的癮蔽性。
對於發現子女有濫藥問題時，很多時家長只要求社工「你幫我攪掂個仔就可以了」，卻沒有深入了解促使其濫藥的根源問題，劉展瑞感到無奈。他認為預防、治療、院舍缺一不可，這並非單純「救或不救」的問題，他引用鄰埠有設立禁毒基金，會視乎社區需要撥出資源做比較研究，從而制訂長遠的禁毒政策，再有序推進。
但回顧本澳的現況卻是，連給予更新青年活動的場地都太少，劉展瑞說：「同工即使想借用公共體育設施，也不夠別人爭；有些『囝』濫藥時間較短，相對對身體的傷害較輕，體能再恢復仍然可以的。但他們打波時除了上衣，露出紋身或甚麼的，就被定性為不正經，有時未處理好自己的陋習，約了社工打波最終放飛機。久而久之，人地也不願意借場給你。」他引述在治療層面上，最好的治療就是透過體育，或藝術層面讓年輕人發揮自己，
「當他們知道自己濫藥到跑也跑不動時，不用你提，自然都明白不能再take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