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時事評論員，大家可能隨便都數得出五、六個人選；但談到「軍事評論員」，就幾乎非黃東莫屬了。大家聽他分析政局形勢、分析新型武器、分析社會時事都應該聽不少，如果由黃東來分析黃東，您又聽過未？今期《論盡》，非常榮幸邀請到軍事評論員黃東，百忙中都抽空，跟《論盡》分享他鐵漢柔情的男兒二三事，同時讓我們解開，黃東是怎樣煉成的。
「我只不過是一個很平凡，很普通，和大家一樣的人。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之處，或者在澳門這樣的環境，別人給了我很多光環，也聽過很多市民，街坊這樣說，因為平時我喜歡落區。但是，我自己真的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很低調人。」這是黃東的自我介紹。
自小學習比別人吃力
黃東經常成為兩岸四地、甚至美國媒體的訪問邀請，找他進行軍事和時事評論，能有絡繹不絕的工作，當然要經常閱覽相關參考書，持續掌握最新的資訊；但，想不到黃東竟然告訴記者，他小時候其實是個學習障礙的受害者。
自小喜歡學習的黃東，人家讀一小時就懂得的知識，他讀十小時也未必記得住，加上小四那年頻繁地換老師，令他難以適應，成績更加大起大落，他形容自己「勉強完成小學，中學就完全唔掂了」，從那時起，他知道他學習的路，要比別人艱難百倍，甚至有感找不到出路，當時的班主任，識功夫，又會體罰學生，令他想過逃學。
天生怕事低調 曾經歷校園欺凌
「到現在還記得我第一張成績表裡，老師對我的評語是，幾乖，幾聽話，但怕事。跟澳門人一樣，唔出聲，躲在一二角，避開一些風頭火勢的事情，甚至有些壓力稍大的事情，我都是避開，唔見光，怕見光死。」黃東憶述小時候，經常成為被同學欺凌的對象，例如自己熱騰騰的飯菜被搶走，自己則要吃同學的冷飯殘羹…… 加上當時班中都有背景複雜的同學，令怕事的他，自我形象更低。
破繭時分
直至中學畢業後到內地升學，黃東才知道世界原來這麼大。
「人獨立了，圈子亦擴闊了，不但是僑生，我跟內地生或當地生商戶的關係都慢慢建立起來。甚至到他畢業回澳後，竟然覺得自己跟澳門格格不入。他形容澳門其實在20多年前已經很落後，那種落後是思想上，還有硬件上。從此之後，他就變得沒那麽怕事了。大學畢業後，他到了電視台當資料蒐集，需要甚麼都得靠自己去找去問，跟人接觸的膽量也由此鍛煉出來。
人生跌入谷底曾想過自殺 一通採訪電話救了命
不過，七、八年前經歷婚姻失敗的創傷，令黃東一度患上抑鬱症，甚至試過自殺。
「因為這些事，父母沒有經驗給我，我也有一段長時間不想給他們知道，不想他們擔心，所以有什麼事情也盡量不想……到了真的無法挽回的地步，我才告訴他們。我的情緒在那半年裡，真的很無助。現在會有些心理醫生，但當時的我不懂去找，朋友當中又沒有可傾訴的，熟悉的朋友也不會去談這些問題，我也不想去麻煩別人，因此，逼埋逼埋……人生兩個低谷，第一次是讀書時，我是逢二進一那種人，另一次就是這個。去到開咪（做節目），有好幾次我喺死頂，我差不多不能說話，對住個咪竟然會喊。晚上是最難過，會胡思亂想，家人都睡了，情緒可以釋放的時候，就很容易出事。那段日子已經崩潰了，在街上試過失控，踎在街上喊，一日喊七次，喊到已經無曬眼淚。終於在05年底那時，上到天台學張國榮那樣。差點就跳下去了，但這時接到一個電話，有個訪問搵我，傾完之後，情緒又平復了一些，然後就回去先想一想。那個訪問是香港的一個電話，真的帶開了我的情緒，那次就救了我。」後來，見到512汶川地震的發生，更啟迪了黃東，生存還有更多可貢獻之處，人生觀也由此變得豁達開來。
從挫敗中走出來 願意為受壓者發聲
打消自殺念頭後，黃東的人生觀彷彿也開竅了，他越來越明白弱勢和無助的人的感受，甚至在可以的情況下，願意為他們發聲。「因為我明白那是很慘的，沒人會幫你，這個社會是『鋤弱扶強』的，好像現時鼓勵一種，讀多啲書就會出人頭地，搵多啲錢，否則你就會成世折墮㗎啦。以前我們常聽到，你讀書不好，日後就掃街，你看有多慘，又日曬雨淋，人工不多……這種價值觀的灌輸，其實就造就了我，某程度喺逼出來，既然我知道這種慘況的時候，我不希望這個社會再重覆我以前所走過的路。一個社會不是所有叻的人主宰，在他們叻之前，其實更多需要綠葉去扶持，我們這些綠葉其實是襯托這些花朵，能夠在今天成功成才。如果沒有對比，所謂的人才，又怎樣謂之才呢？」黃東說到有點激動。
遇上人生的伯樂
黃東感激自己生命中有很多「伯樂」，中學及大學時期，遇到一些老師、同學，會跟自己談論歷史、地理等話題；94年，他曾投稿到香港一本雜誌的專欄作家，誰知這人其後把他介紹給社長，亦刊登了他的文章；後來，他也參加過香港一些國際性的軍事論壇，以及於96年的保釣事件中，曾在軍事上草擬方案給保釣人士，從中結識到兩岸包括軍方、民間、軍事雜誌中志同道合的人士，漸漸打出名堂，也成了媒體尋求軍事意見時的「不二之選」，從此被傳媒冠以「軍事評論員」這個專稱。他笑道：「那時投稿，真的支持了我度過那段失業的狀態。」
最大的伯樂：來自父母
黃東強調，所有成功，一定是有某一部分的運氣，但這個運氣不能依賴等待，一定要跟自己的努力相結合。他同意自己有些機遇，但亦強調自己懂得抓住這些機遇。而如果談到當初如何愛上軍事，他明確表示，最大的伯樂就是自己的父母！
「我三歲就開始接觸飛機大炮，因為當時沒有太多娛樂，小時候連電視都無得睇㗎，中學才有，之前認識這些（飛機大炮）就是靠爸爸，他每天放工回來就拿著筆在一叠廢紙上畫，其實他也不是很懂，但無錢買書仔，就用手畫『這個是飛機，這個是大砲，這個是坦克……』加上我家人是在戲院工作的，所以我自小就看過上千套電影，無論中國還是外國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20年，拍了很多戰爭電影，我看了很多，玩的也是，可以說是中曬毒！同樣，無論感性也好，理性也好，對於中外的電影事業，我都高度關注。」
要反戰，就更要徹底認識戰爭
黃東相信，要反對戰爭，必需先去了解戰爭。了解得越深，就反對得越透徹，這個世界才能有救。
「我以前是一個好戰份子，直到去年中日釣魚台糾紛才有所領悟……每逢二、三十年我的戰爭觀就長進一次，上一次飛躍是82年，福克蘭戰爭的時候，了解到為什麼英國和阿根廷無故為了一個島就打起來了？這是一個思想上的轉變，不是忽然間……當然會有忽然間開竅……但是在這個忽然間之前，你要積累很多事情才能產生那個變化。」
他回憶小時候家裡不算有錢，父母只能偶然買書給他看，但仍無法取替爸爸用手畫的飛機大炮，雖然只是一些線條粗糙的圖畫，但足以叫他，由感性開始，慢慢到長大後自己找資料，一個理性的認識，去了解何謂戰爭，以致發展到今日他要反戰的地步，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他強調，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出身。但左派家庭出身的，先天性會比同時代的人，政治敏感度高。「文革那段歷史大家都明白，但同時也培養了一批人，例如香港很多社會分子，都是當年保釣冒出頭來的。」
經常評論國家大事的黃東，表示平日的自己其實感性而低調
奠定自己的路 也肯定了自我價值
黃東談到小時候，學校常有時事問答比賽。「我不需要死記硬背，就已經能講出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多少多少等的時事知識」，相比之下，他的同學就像如臨大敵般看待比賽，他的歷史科亦總是名列前茅，這是他學習生涯中最有滿足感的事。他認為，每個人都要找到生存的滿足感，即使最低下的人，也要盡量發掘自己的優點，淡化自己的缺點。他直言現在的工作，讓他找到和肯定自己的價值。所以即使現在他每日要花很多時間，看不同資訊，保持第一手消息，他亦樂此不疲，感到非常享受，跟別人分享所得到的知識，覺得這本來就是一種動力。
「我希望澳門『斯諾登』是從建制中走出來」
談到「監聽風波」，對於被譽為「澳門斯諾登」，黃東強調自己是個低調的人，這本質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被迫走到這一步，皆因不止他一個面對這樣的問題，而是同行中都普遍存在。
「我不是澳門的斯諾登，我也希望澳門有個『斯諾登』從建制中走出來，把真相告訴大家。我之所以出來，無論是竊聽這事情也好，或者其他不公義的事情也好，其實我真的想平平靜靜過埋呢下半世。但是有些事情不到你去揀，即使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別人會不會不找我訪問呢？是不會的。（跟傳媒）習慣了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關係，或者就像我跟市民之間的互動，他們當我是他們的一分子，我無理由因為有些人不喜歡聽，所以就跟市民BYEBYE，從此不接觸。」
他認為與其做人做得那麽辛苦，倒不如開開心心地維持一個正常的生活，以及正常的圈子，「反正我最自豪的是，自己無害過人，能夠幫到人的，就在能力範圍內幫。」
他有感現時政府最欠缺的，就是不同的意見。認為做評論工作，得罪人少不免，但公眾的評價及真正站在社會的發展角度來考慮利益，才是他最大的考量：「我沒有濫用語言暴力，將心比心，如果換了另一個人，如果他對社會有承擔的話，他也會這樣做。身邊的評論員亦不乏這樣的人。澳門人亦都比較低調，一般來說不會主動走出嚟而己。我也不是特別主動，只是每次有一些公開活動，例如論壇，遊行示威，作為一個公民，我在符合法律，符合基本法的前提下，為什麼不去做呢？」他表示在這些過程中，也會認識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變相是增值。
他不明白主要官員為何至今仍抗拒和迴避跟市民對話，認為這樣不但跟民情脫節，同時不會成功。「做官也好，做人也好，其實最重要是行得正，企得正，社會是有病的，應該趕快去治病，而不是把責任歸罪於我們這些評論員，或者為公眾發聲的公民，我覺得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黃東再次講得激動起來。
堅持講真話 比誰都「企得硬」
被問到做評論員做到他如此「走得前」和「勇」，會不會都有那麼一刻「淆底」過或想退縮？黃東笑著說：「當然有啦！」不過，他感恩隨著環境的惡化，反而跟家人的關係密切了，大家的想法比以往一致，更多的寬容和理解我現在所做的事，對我來說就少了很多的壓力。但與此同時，外界的壓力也增加了。
他表明自從去年政改諮詢「+2+2+100」開始，社會上做評論的氣氛，明顯跟之前「完全是兩個世界」，外界可能不清楚，但實際上，評論員以各種方式被打壓，他憤慨表示「絕對不正常！我們為什麼要承受這種壓力？你唔鐘意就要傳媒收聲？咩世界？！」
首次公開的黃東童年照片
因此，他覺得即使要冒著一些壓力，都必需要出聲。
「我真的做到想走，越來越沒意思，澳門的環境變得越來越狹窄，賭權開放後，言論空間應該越行越闊才對，無理由返番轉頭，比回歸前更狹窄？但事實上，的確喺衰過以前。再不去爭取應有的言論空間的話，其他不同界別的市民的發聲機會又會如何呢？社會一定有問題。」
當然他亦曾面對質疑︰「『食得鹹魚抵得渴』嘛，我們已經食了很多鹹魚，是不是也應該喝多一些清水呢？否則，身體積聚過多鹽分，會大病一場。我們病沒關係，但如果身邊的人都病，那怎麼辦呢？因為除了新聞界之外，其他的界別也一樣，因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大家都有份。其實在正常的社會上，跟空氣和水一樣，是生活必需的。但澳門就是這樣奇怪，當人們被閹割到成為某些人的專利時，我們無辦法接受這個所謂的現實。」「最重要大家多些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臨近選舉，一定要帶住個腦做人。不要以為，有餐飯食喎，我就投佢。咁就死得，讀書也好，做人也好，最重要是多些使用自己的腦袋，少些借助人哋把口，或者人哋個腦，社會這樣才會進步的。」
黃東：議員是神聖的工作 不容玷污
黃東透露，這幾屆立法會選舉，都有人邀請他參選，但他自覺目前自己未算得上是做議員的料子，不想害人，等於曾有人叫他去當老師，他認為自己讀書不好，就不要害人。他認為當議員是好神聖的工作，不應該純粹「呃飯食」，要過得到良心，不能純粹為份糧，或為了被人叫一聲「黃議員」而參選。
黃東期望，做議員的撫心自問，他們除了為自己、為社團、為階層利益去發聲之餘，還為公眾做過了什麼？說過什麽？他相信議員給公眾的感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成的，從當選那天開始，四年裡你做過什麼事情，這些觀念是慢慢地形成，市民不需要讀很多書，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最好就做到言行合一，跟他平時的工作要結合在一起，都是為了市民，以及澳門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而去講，去做。
「我相信一句說話，群眾眼睛是雪亮的，在市民不投票的時候，他們都不是經常被人誤導，他們也會明白，雖然他們未必能說出很多道理，但他們用生活上，結合政治上看待某個議員。又或者曾經幫過他們什麼，他們會記得。所以我相信民智是會覺醒的，雖然這個過程十分漫長。由66年123事件到現在，我們有我們特殊的區情在，民智的長進想像中慢，這是事實。但回歸後這十多年，我覺得不算慢，我樂觀其成。但為什麼這麽多人被誤導呢？問題就是我們的社會由小到大都不強調，甚至是壓制獨立思維，不主張獨立的判斷能力，連這個最基本的公民教育都缺乏，問題就更加突顯出來。」
男人四十「一條船」
談到人生走到這裡，對未來十年的願景時，黃東以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來形容自己，認為人生有太多未知的因素和決定。他相信自己算是「四十而不惑」，表示仍會努力但一切不會刻意強求，例如進身立法會，或者攀附某些東西。「我覺得由心出發，過自己想過的人生，這是最理想的境界；又希望十年後的自己，仍能夠堅持到這種想法。」
對於十年後澳門的展望，他則以四個字概括︰「安居樂業」，但他同時承認，現在已經做不到。他對澳門十年之內的社會狀況，持悲觀的態度，包括公民社會的建立及政制改革，他都沒甚寄望。甚至很多民生事務，他預計因為沒有一個具動力的執政壓力去督促改進。十年之內他看不到任何狀況可以改變，其至會變得更差。「但長遠來說，我仍然樂觀，相信隨著十年後，更多清醒的年青人逐漸站出來，澳門的機會就會出現，只是過程不會一步到位。」他又估計，到社會面臨一個大的轉變時，建制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會被迫使改進，到時整個社會氛圍就會比較活化。
假如一切可以從來 ……
懷緬過去的高低起伏，黃東一副從容的樣子。被問到如果一切回到當初，他會點揀？
「我想，我還是會選擇現在的路，因為我還是比較享受現在的過程和磨練，以前說『讀書不成三大害』，我避免了害人，我沒有危害到社會，都算叫做貢獻了一份微力，而且幾享受。其他行業來說，可能未必能夠帶來這份滿足感。與市民之間的互動交流，給予我真正的定位，好似無第二條路可以俾到我呢份感覺，正正係因為明天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是不知道，正正是因為這種挑戰性，係好好玩，要有少少係遊戲人生，才能過得快活一些。否則，每日的刻板生活，我會想死，真係唔知點樣過下半世。呢種挑戰性係第二個工種給不了我的，因此我才會說是唯一。我們的社會，正正做著一些事情去埋没一些人的才華，我並不是說自己有什麼才華，最起碼我能夠從事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自己一個少少的專長都能夠被人認識到，已經足夠。」
話畢，黃東又嚷著要回家趕兩篇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