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性與感性談「打開黑箱的勇氣」—專訪澳門大學兩位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001 看不見的傳說/土地正義 2013-04-19 「看不見的傳說」──土地正義 專題報道 論盡紙本

文:小花

時間:2013年04月19日 8:08

「正義?現在還有人提正義的嗎?我叫學生嘗試在時事新聞中搜尋正義這兩個字,根本都找不到,無人提過。」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政治學副教授仇國平,用以上一段打開了訪問的匣子。

余:土地正義已無人在乎,也不相信當權者會主動將黑盒揭開

正義,好像真的離我們的生活有點遙遠,也許只會在武俠片當中才能親耳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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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則直言:「其實現在再沒有甚麼正義不正義的,也不要緊了,我想市民只會關心政府有沒有房屋給他們住!」關於本澳的土地管治,余永逸認為不能單單針對土地來怪責政府:「其實澳門整體發展,各方面一直都沒有規劃啦,房屋、交通、醫療、教育,哪一樣有規劃過?我們不能對政府如此不公平,只說她沒有做好土地規劃。」他又表示,根本沒有所謂的公平制度,他會歸咎於歷史因素、實際條件的可行性,以及當權者的積極性。首先他指出過往澳門地方也小,政府未有收返閒置土地也沒有人埋怨,主要因為當初土地價值低,根本無人發展,所以政府「放生」發展商,在當時來看反而有利本澳發展,只是今天因為人對住屋的需求大增,才意識到為何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如此放任,他重申其實政府做法一直都沒有改變,只是我們的想法改變了而已。

再者,余永逸不認同「官商勾結」的講法,他表示很多先進國家,最初立國的時候都皆因政府和資本家充份合作,而成功發展,他認為政策傾斜甚至存在協商的政治經濟,也是無可厚非的,亦不代表沒有貢獻;他又指出,本澳人際關係密切,以至無論定出規劃和制度的人士,都無辦法得到「絕對客觀性」,因此要釐定出所謂的公平制度是不切實際的。

至於當權者的積極性,余永逸就更明確道出:「要主動將黑盒揭開,需要冒很大的風險,如果有其他措施已可應付民眾不滿的話,我相信沒有一個當權者會願意冒這個險!除非他甚麼也不做導致整個管治集團會散。」他估計即使中央眼中,「只要不添煩添亂,澳門其實很小,日後同城化可以解決的問題,就不會是問題」。

余永逸相信社會運動已開始在本澳萌芽,但力量仍很小

余永逸相信社會運動已開始在本澳萌芽,但力量仍很小

仇:土地正義就是土地資訊的知情權、話語權和決定權

雖然同屬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仇國平不認同余永逸的觀點。首先,他相信本澳土地價值之所以在近十年暴升,只是基於社會對樓宇未來的可預見價值而產生,也就是說,本澳的房價不正常地暴漲,「是因為營造出來的樓宇需求暴漲,不一定代表真正的樓宇需求,最簡單的證明:以往無人覺得澳門D樓咁搶手,所以就算有錢也不會急著買樓,現在卻多多錢都不夠買樓,但事實上澳門有很多空置的私人樓,為甚麼呢?因為人們買樓不是用來住,是當黃金來儲!有樓的人則想再賺多一點。」仇國平指出,雖然博彩業發展帶旺經濟和物價提升,但政府絕對可以用手段控制樓價,例如只要將樓宇的性質,回復到作為「居住的資源」而非「販賣的商品」,就基本可解決本地人住屋需求。他強調,「制度一定要有!問題只是有沒有用?如果覺得沒有用,那就要問問到底你如何用!」

另一方面,仇國平認為土地資訊的不透明,是土地公義不能伸張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土地批給資訊一向很小公開,官方一來無提供,加上主流媒體的「被吸納式報道」及沒有資訊自由法的保障,一般市民就連甚麼是街影計算、山體線等都不認識時,又怎會主動去查詢?直到有利益衝突事件判決了才公佈,就如桃花崗事件,就算公民意識再強,試問還可以做些甚麼?」仇國平直斥,最影響管治威信的莫過於:商人壟斷土地批給、政府有法不依(正如閒置土地不處理)、官員酌情權過大、立法會監督功能減弱、專業人士太少同時不能扮演有效角色,等等以上因素,絕對造就一次又一次「土地不公義」的悲劇,澳門人也只能被動地作為觀眾,毫無資訊的知情權、話語權和決定權可言。可是,當大家以為土地黑箱作業「是政客的事,不關我事」時,卻往往忽略了,假若最頂層的土地批給不公義、資訊發佈不公義、官員運用酌情權不公義、制度訂立時又不公義、執法亦不公義……最後市民才會發現,原來那些一環扣一環的「不公義」,正是自己成了「沉默的房奴」的原因!只怕那時一切都已經悔得太遲了。

他覺得如果澳門人際關係太密切,專業人士也不敢作專業判斷的話,大可以到澳門以外的地方聘請專業人士補替相關的「利益崗位」,而非因為網絡小就接受「不公平的制度是正常」。再者,雖然以同城化或可解決部分土地矛盾,但他認為重點是「有沒有問過澳門人是否喜歡?」,以及同城化的規劃和多元性,會否只是特區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

仇國平認為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土地制度是必要的,問題是如何執行

仇國平認為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土地制度是必要的,問題是如何執行

公民社會的建立,不用太悲觀

既然澳門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利伸張「土地公義」,澳門人是否就該「認命」?兩位教授唯一的共通論點就是:公民社會的建立將會是轉機!余永逸認為,新社會運動的萌芽,由最初的「事關己才勞心」發展到部分「事不關己也勞心」的程度,可見部分澳門人的價值觀起了變化,但在澳門的影響力仍然很小;可是,仇國平就持較樂觀的態度,他舉例:「西灣湖夜市、桃花崗、澳廣視抗議等事件,若出現在幾年前的澳門,哪會有澳門人響應!?所以雖然一定不樂觀,但也並不用太悲觀的,只要到達某一個臨界點,市民的價值觀和反應可以很一致的。」而且仇國平又補充,即使本地人怕地方小不敢說話,但今時今日澳門也有不少外來的人士,他們沒有人際關係的包袱,可能更加敢於「向不義說不」,他指出,反對輕軌倫敦街站的陳先生,就是一個好例子。所以要實現土地公義,他覺得希望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