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至澳門，友人帶我走進西洋墳場，我滿心疑慮：「為什麼澳門人與墳場比鄰？」後來這個疑問，陸續從不同遊澳友人的嘴裡吐出，大夥兒又各自解答：「澳門人是莊子的學徒，個個都看透，能一死生居住？」「うですが(原來如此)，墳場是一個城市的歷史沉積，百年老城的各種包容性，從居住者能與鬼神和睦居住，就能看得出來呀。」
再後來，變成澳門人，更聽聞許多軼事：
「別到鏡湖對面，從前那一區，都是亂葬崗。」
「我也曾在夜半走進墳場，聽到了一影子操洋文，卻見不到人，原來這聲音，是從某某將軍雕像傳出來。」
又「聽說望德堂後有幢樓便宜，我便走上去看房，還是買不下手，不得了，墳場的相片，個個對著我，若哪天有人落棺或撿骨，我還能看得清清楚楚耶，不能買呀。」
在今天的城市空間裡，生與死原來還是各有場域，之前遊客們佯裝成人類學家，怎麼解讀，都是瞎猜。
澳門土生作家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在《愛情與小腳趾》裡流放了男主角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因為自己的浪蕩行徑，散盡家財，淪落入華人貧民區，他的流放處就在今天鏡湖前方。我才恍然大悟，西洋墳場從來就不是權力的中心，它是葡漢族群的交界處，基督城的邊緣地。
這次澳門文學節一座談「邊界內外」又誤植作「邊緣內外」，卻恰好體現了這個城市邊界邊緣同存一境的特質。
無論是澳葡時代或是回歸之後，這裡一直是權力的邊緣。既是化外，來歷各異、飽含故事的創作者在此聚集，但彼此之間，卻又界線清晰。
何其幸運，可以在澳門文學節裡能讀到葡萄牙、巴西、台灣、大陸以及澳門本土不同語系的作家作品，這些聲音幾乎就要讓我有一種參與國際性節日之感，但作為一個節日參與觀眾，心裡一直有種「如果還有這個那就更好了呀」的希望。
不抨擊節目安排和消息公布的情況，因為已經比前幾屆好得多了，主辦單位發印了節目單(儘管到場似乎變更挺大，但我仍每天握在手上，計劃下一場座談該怎麼前往)，也發行了電視廣告(就算家中老母每每吃飯時間睇到都要問句「這到底在賣甚麼」)。單從內容來發願，我好渴望能聽到澳門漢語、葡語或其他語種的寫作人對於澳門本地文學的不同論述：可能別於/融於海洋性或中原史觀，也可能還有另一種本土視角出現的可能性。
我總以為關於一地的文學論述應該不只有一種視角，主流也不應專屬於一種權力，只有經過討論或是矛盾的修正(或者根本不必修正？)，才有可能展現出一地的文學樣貌，它可以是多元的，也允許各種不明確存在。
澳門是旅遊城市、移民社會，移民者帶著旅行的想像而來，然後安居在此，或今身、或世代，一篇書寫自澳門的文字，都可能帶有書寫者曾經的異地色彩，也可能是其原鄉文化的濫觴，這些東西怎麼能清楚界定？無法定位的美麗，這也是澳門文學吸引我的地方，在此城辦文學節，便有可能碰撞出各種不同的火花。
喜歡席慕蓉那晚朗讀《蒙文課》，提醒各個族群回歸自然和土地，以「人」(不以各種界線)的身份相互去愛、去理解。不那麼在意自己是不是在邊緣寫作，或放心地書寫各種邊緣，唯有把自己放在邊緣處，才能找到界定之外的幸福（回應前段，飛歷奇不也寫作《愛情與小腳趾》讓弗朗西斯科愛上了維克托利娜，還有《大辮子的誘惑》中愛上了阿玲的阿多森杜），澳門文學節或許正可以作為一個消弭各種族群界線的平台，從對話開始，展現出在這個城市中，各種隱微施展的文學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