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王禹副教授
澳門回歸十三年，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禹表示，基本法整體實踐可算成功。但認真咬文嚼字和反覆檢視之下，執行上仍存在不少完備空間，至少有以下四個影響深遠的迷思！
１）中文和葡文的關係：
《基本法》第９條提到，「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當中並沒有稱葡文為「官方語文」，只稱為「正式語文」。這兩者還是有區別的，因此如果將葡文定為「官方語文」，似乎有違設立《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再者，如果簡單地強調「雙語制」，這在應用上行政效率必定低，且容易造成浪費（因為需要閱讀葡文的始終是少數）。相反，「正式語文」是指，在中文作為必須的官方語文基礎上，可附加葡文，所以這其實是兩碼事。教授舉例，《基本法》第102條提到行政長官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按照《就職宣誓法》規定，宣誓人可選擇用中文或葡文進行宣誓（因體現雙語制），但當應用在基本法第102條時則不適用，行政長官不能以葡文進行宣誓，因為要考慮宣誓的對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長官可以用普通話或廣東話，仍然是中國法定語文的中文，但若用葡文宣誓，則並非中國的法定語文，中央也根本聽不懂。所以對「雙語制」這個提法需更多考量，而重要的是必須遵循基本法第九條的原則。
２）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王禹說，據原香港和澳門的基本法草委會主任姬鵬飛有關論述，在《香港基本法》的取向是「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約，又互相配合」，其中「制約」放於前；《澳門基本法》則不同，是「行政與立法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約」，「配合」較優先，雖然沒有否定制約，但由一開始的指導思想已經彼此有別。他舉例，香港終審法院法官、公共開支項目等，都要通過立法會，但澳門就不用。不過，他重申，行政主導並不是說，「行政」就不用「立法」去監督，「不是說甚麼都聽行政的，而是一種制度安排」，例如《澳門基本法》第75條，「凡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就是說由立法會討論的三大類議案，要由行政長官決定的，但一旦政府提出來以後，討論時則不需要按行政說怎樣就怎樣。又例如第65條，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負責，以一個冒號來規範於「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等方面，以避免立法會無限地擴大理解。他強調立法會應該要很好地行使立法權，但現時似乎在立法權上還沒有徹底捉緊。
王禹又指出，對澳葡法令要作修改，現時做法是可透過法律或行政法去進行，但其實法理上仍然應是法令高於行政法。這樣對原有法令，包括原則、立法和體制，即使內容改變但位階仍然沒有變的。而目前行政法規更分兩大類：一種是獨立的，一種是補充的，補充的是先有立法會的法律，然後根據這基礎上作出補充，但獨立行政法規則有商討空間。事實上，基本法本來就要把制定法律由澳葡時代的「雙軌制」改回「單軌制」，但獨立的行政法規則非常寬鬆，執行起來變相又成為「變了形的雙軌制」。不過，他亦認為，廢除獨立行政法規看來亦不可行，因為有時候事情比較緊急，獨立的行政法規有保留的價值；只是，教授表示，對於獨立行政法規，應該被視作「例外」，而非「普遍」的做法，但現在的實踐卻是越來越「普遍了」，使用的範圍放寬了，自成一角，跟立法會形成「並駕齊驅、各管一塊」的局面！王禹相信，只有立法體制理順，其後的公共行政改革及法律改革也才可以理順。
至於立法技術方面，王禹評價「也不太理想」，「中文水平、法律標題都很亂」，有的叫「制度」、有的叫「規則」，也有的叫「法」，沒有統一，編號也不清晰，修改起來很複雜。他所理解的原因是，「重視程度不夠」，條文的用字「之乎者也」等文法問題也較多，加上單位分工不明確，因此法律質素跟市民的期望有較大差距。
３）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可」還是「也可不」設立：
王教授表示，《基本法》第四章關於政治體制，其中以獨立的第五節談及市政機構，表明市政政構是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回歸前的市政機構，就是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一部分是市議會；一部分是市政執行委員會，都是總督來委任的。回歸後政府遵守基本法規定不可設立「具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再者作為特區政府只設立一級政府架構，而非澳葡時兩級（市政廳相當於地方政府）。他指，對於中央來說，最重要是行政主導體制，而中央對特區政府這地方架構只須任命性質；其次相信亦考慮到，澳門地小人亦少，沒有必要成立兩級架構。王禹指出，基本法起草時候，有人認為要保留兩級，但也有人認為取消也不太妥當，後來就採用較中庸的做法，列明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當時的立法原意是這樣。
他補充，所謂「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具兩個功能：一是服務，一是諮詢。基本法清楚寫明，「市政機構受政府委托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另一個功能則就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提供服務本身是政府的職能，決策權仍然在於政府。在《基本法》的「附件一」裡，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組成，其中包括市政機構成員，這在去年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修正案也沒有被刪除，說明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由於現在沒有了市政機構，亦就令到選委會中沒有了市政機構的代表，為此存在了不完備問題，即廣泛代表性就沒有百分百。
在二零零一年，特區政府以民政總署取代原有的市政機構，當時代表政府的陳麗敏司長對於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解釋為「可設立」也「可不設立」；她為此宣佈特區政府決定不設立市政機構。王禹認為此理解「過於簡單」，《基本法》第四章第五節上「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的「可」，並不是「可也不可設立」，而是「可以在一個具體上設立」，否則事情就無法繼續下去，「附件一」當中，根本也可取消「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這一項了。王禹比喻，例如《基本法》第71條第七項，立法會若要彈劾行政長官，則「可委托」終審法院院長負責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當中的「可」亦並非指「可也不可」，否則往後的程序都無法進行下去。他強調，內地也有非政權性的基層或區域組織，例如村民委員會，是接受委託方便社會管理的，跟中央行使一級行政主導，並無衝突或矛盾。
４）委任議員是否「天生保皇」？：
王禹說，立法會的組成，是保障不同的利益團體，且資本主義不代表只維護資本家的利益，這個觀念應要糾正。他認為，立法會直、間選議員中若出現「商重」比重，委任議員更應履行平衡議會意見的角色，「保駕護航」的觀念必須梳理和改變。教授表示，因為基本法第50條及第81條也表明，委任議員只有「委任」卻沒有「罷免」的條件，亦即意味著委任議員也是獨立的民意代表，對整個澳門社會利益，有權自由發表意見。
王禹教授認為官委議員並沒有「保駕護航」的義務，是獨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