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澳門人」？當我們自命「澳門人」時，我們是根據甚麼來決定，自己就是「澳門人」呢？以上問題所帶出的，正是本文的核心：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當我們認同了「澳門人」這一身份時，意味著澳門人身份背後，正潛藏著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當我們追尋澳門人的身份認同時，它，應該如何構成？

教育暨青年局及高等教育局分別於去年十一及十二月公佈了《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以及《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 政府公佈兩局將於二月一日合併成為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在合併前且即將進入二〇二一年前推出這三份影響澳門未來十年教育以及青年發展的政策╱規劃╱綱要，其倉促之處不言而喻；亦顯示出當局在做規劃時未能作通盤考慮，三份明顯地有密切關係的規劃卻不見相通之處。在此草率下的規劃，未來十年澳門的教育、青年的發展將變成怎樣？需要我們共同關注。

澳門政府近年來對中醫、中藥發展趨之若鶩。政府所描繪的發展藍圖希望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讓這歷史悠長的行業走向產業化、國際化，同時為扶持澳門企業成長和發展、培養澳門人才發揮作用。然而，這些宏願如何能夠成就？或只是「假大空」而已？究竟在政府這「宏圖」中，澳門人、澳門中醫行業、澳門中藥行業可以如何找到其位，發展其所長？ 澳門發展中醫藥產業其核心項目為由澳門同廣東兩政府合作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專業化公共服務平台、國際交流合作平台以及大健康產業平台為產業園的三大定位。然而，在這三大定位中，澳門人及企業能否有所發圍、惠及才是最應關注。

繼2017年《論盡》紙本專題「安居難」，今期專題再次探討本市的住屋問題。當年的《論盡者言》提出何謂宜居的命題，明顯地直到今天，該命題對政府而言而非必答題。當年的問題仍然存在。最新一期經屋申請猶如幸運大抽獎，逾三萬多合資格申請者爭奪3,011單位，簡直杯水車薪。無論對公屋恆常供應以及用作公屋建設的儲備土地等，歷屆的政府交出的都是白卷一張。及至現屆，政府則以A區計劃中的兩萬四經屋單位以及四千社屋單位成為「免死金牌」，應對任何對公屋供應數量或房屋政策的質疑。

去年十二月，第五屆特區政府剛上台，尚未坐穩之際就遇上世紀大疫情，這讓新政府面對了巨大挑戰！顯然，在市民努力配合政府相對適宜的抗疫政策措施之下，本澳托賴到目前為止尚可安然渡過，未有社區爆發。這對一直處於低民望的特區政府而言，亦可謂成功轉危為機，博得不少市民的掌聲。 然而，在經過今次世紀大疫情後，世界格局已經完全改變了，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及價值觀等等都已經完全變了樣，澳門小城當然亦不可能獨善其身，以往由博彩業帶動經濟繁榮的輝煌歲月也已不再，特區政府施政的挑戰必然愈加複雜和嚴峻。

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現正進行公開諮詢。然而，雖然特區政府常將「科學施政」掛在口邊，但城市總規如此重大的法定規劃，其草案卻幾乎毫無數據支持可言。有城規人士直指，草案文本對區域關係分析闡述不足，現狀資源情況和問題分析不清，專項規劃深度不足，且未能從政府公佈的材料中看到現狀和資源用地等方面數據；規劃方面的指標數據也欠缺，甚至每區的現況分析、基本人口、房屋、產業、文教設施、社會服務網絡、交通、跨區需求等基本資料亦一一欠奉。

過去十年，「陽光政府」成為澳門人最常用的反義辭。

儘管在北京一錘定音底下，新《土地法》發揮效力，結束地產黨長期圈地的局面，但守得住土地，剎得停600億 澳門投資發展基金，卻無法令 澳門基金會 及時止血。繼2016年後，《論盡》再推出小金庫系列專題報道，揭開特區政府換屆前的最後時機，數以十億計公帑資助如何被小圈子瘋狂瓜分，藏在政府部門內的「黑數」流向何方？在穩定壓倒一切與變革創新的兩難之間，新政府能否吹響改革的號角聲？

文化局以標書採購形式對民間藝團、機構等進行招標的做法，一向惹來不滿。這次專題中便有藝文人士指出政府的採購法對藝團的創意勞動無法作出保障，藝團的創意也隨時會被別人以低價搶走，原來辛苦經營而獲得的成功，無法得到延續或拓展，文化成果無法積累，這不止是對藝團的傷害，更是對一整個地方文化的破壞。戀愛電影館就是一例。

很多人形容，澳門是「乖孩子」，香港是「壞孩子」。先撇開這種家長式管治思路不談，因應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發展及澳門獲封「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港澳兩地又再牽起有關「一國兩制」的討論與關注。澳門這個「典範」是如何形成，又可否持續？更重要的是，這些換來了甚麼？

如何派錢／不派錢，才會利多於弊？── 澳門特區政府派錢多年，加上庫房水浸，如何派錢派得快自是經驗豐富，但除了快，如何派得好也是一種智慧。為節省行政成本及時間，今次政府抗疫紓困標準傾向簡單而寬鬆。而在坊間看來，這錢，是派得對，卻又怎派都是錯，究其背後原因，是因為派錢不只是派錢，而是需要一套與當下社會情況配合的機制，也需要與政府公眾妥善講解背後的邏輯，錢才能派得令人心服口服。政府一日沿用陳舊的社群研究作為基準，一日未能與市民妥善溝通，政府即使派再多的錢，也注定有弱勢被遺漏；欠缺明確罰則，消費者不受保障，即使大量金錢進入消費市場，市民也注定不滿；不了解各群體的特性，即使好意地用「以工代賑」代替派錢，從業員也注定未能受惠，政府也注定在派錢與不派錢中顯得進退失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