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即將進行自2009年已開始實施的「國安法」修訂，當中一些條文明顯「加辣」，把刑罰加重，如「分裂國家罪」可涵蓋非暴力手段，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將改為「顛覆國家政權罪」，把煽動他人參與危害國家穩定的騷亂納入「煽動叛亂罪」，及增訂「教唆或支持叛亂」罪，令叛國、分裂國家、顛覆犯罪行為的教唆或幫助行為都獨立成罪；同時也把原本《國安法》只適用於澳門居民在澳門或境外的行為，將建議擴大至任何人在澳門以外，從事危害國安的行為都算犯法。
何謂「危害」？何謂「顛覆」？至何種程度就算有罪？「非暴力手段」也包括言語、文字、思想嗎？這些字眼給人的理解，已經超過了本來的字義，這些字詞的存在並不是要給人應有的理解，更並非為了釐清定義和界限，這些字詞的存在，為的只是帶來恐懼。
「法」之擴張，無非就是要引起無邊的恐懼，在人人頭上放上一把明晃晃的刀，活在刀下，一事一動，必然多了顧慮。思想可以是「危害」，追求自由可以是「顛覆」，唱一首歌、畫一幅畫，都可能在某些人眼中成了「非暴力手段」，端看「法」之判斷。
伴隨《國安法》而來的，還有「情報通訊截取措施」以及加強國安教育等，當局對人的監聽、監控都是合法，與港區《國家法》一樣，對於警方有權對合理懷疑的組織和個人，要求提供包括成員身份資料、在澳門的活動、收支明細資料等，所有這些法例都是對人思想行動的進一步監督、控制，甚至改造。
行政長官賀一誠主持首場的修改澳區「國安法」諮詢會。
在長官的思維中：「行得正企得正」就不用擔心，即使我們不再對普世價值進行討論（因為不存在普世價值的地方也不存在討論的空間），但對人的行動和思想進行監控、對思想進行構罪本身，已經是對藝術本質的違背。
藝術長久以來被視為思想和行動的結晶，不論是由形式與物質結合而成的有形物（如畫、雕塑、裝置等），還是觀念、訊息、思想上的傳遞（如觀念藝術、影像藝術、戲劇等），藝術皆有著其無可比擬的重要特質，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藝術的多種主張和論述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可能就是： 「藝術揭示存有的本質」（art reveals the truth of Being）這個主張。海德格認為那使藝術作品有別於其他事物的最重要本質就是：「揭現真理的能力」，不少哲學家曾論及藝術與真理的關係，海德格則將真理視為「存有的去蔽」（disclosure of Being）。只有當一件藝術作品愈本真地專注於其本質，而不只是把孤立的存有本身表達清楚而已，所有存有物才能愈直接和動人地獲致更大程度「和自身共存」的狀態。這就是「自我遮蔽的存有物」（self-concealing being）被照亮（illuminated）的方式。這種投注到藝術作品之中的閃耀光芒，就是「美」（ the beauty）。換言之，「美」是一種方式，一種真理以未遮蔽性出現的方式。藝術要呈現的，正是藝術作品與藝術家的本源（origin），那些本質的存在，是讓實體的存有（the being of an entity）現身並處於真理之中（in truth）。
當然，你可以說，藝術或藝術家從未享有真正自由，不論是在古典時代或當代，藝術世界中都充滿著極權式的、一元化的論述，只要某些藝術家的表現方式不符當時的品味標準，就會被無視，或者被評定為壞的、差的藝術，甚至不被認定為藝術。當然，你也可以說，即使今天在號稱自由的國度，仍有無數被稱為偉大的藝術作品並不具有這樣的特質和自覺性，又或者，即使在極權之中，卻依然有激動人心的音樂、文學等藝術。是的，此刻我們的確難以論證一個對人身自由將有重大威脅的法律是否等同對藝術創造的直接扼殺，因為藝術的出現並非工業化的制式生產，或許我們總願意樂觀地相信，人心與思想總有無法掌控的可能，但可以推斷的是，生活在箝制與恐懼之中所帶來的影響，將是人心的枯竭，思想與創造的「去精神化」，而這個影響將是深遠而無可挽回的。當人們對所有的歷史、真相、文化記憶、價值、意義等都感到疲累了，無力再去追究，無法再感到疼痛和不捨時，我們的時代將陷入深沉的睡眠中，意志被消散，力量被消磨，留下給我們與下一代的，只是無盡的空白和失語，因為不再追究真實、不再追求真理本身，就是文明的衰落。
伴隨新「國安法」而來所有法例都是對人思想行動的進一步監督、控制，甚至改造。
這也就是為什麼，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寫給生活於後極權時代的人們的著作《無權力者的力量》中一再強調：「活在真實之中」。活在真實之中，不被虛言與謊話所蒙蔽，不被環境改變心志，就是此刻須謹守於心的道德勇氣。
有誰知道？未來的「藝術」也許並未就此停滯，甚至更多發展機遇，也可能愈來愈「大眾化」，因為正如過往很多掌權者深明之道：藝術本身就是很好的思想改造工具。娛樂至死，也是許多人在無法面對真實時所採用的方法。
在真實已被遮蔽的天空之下，藝術家是否就此打住，隱蔽其彰顯/批判真實的能力，遠離探索其本質的存有？歷史上眾多藝術家給出的答案是：不。從近代許多自壓制中產生的藝術創作中，我們認知到，一些藝術作品的出現，不是為了形塑意義，創造不朽，也可以是為了瓦解某些事物的日常意義。此外，英國女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曾藉其小說人物說出：「我一直想寫有關於沉默，就是人們說不出口的那些事兒。」「沉默」與「說不出口的那些事」也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語境」，它點出了現實限制的存在，同時也創建了另一個無形的公共領域，曾活過二戰納粹時期及被蘇聯佔領時期的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就常作出絕佳示範。
〈時代的孩子〉（節錄）
（波）辛波斯卡我們是時代的孩子
這個時代是一個政治的時代
所有你的、我們的、你們的
日常和夜間事務，
都是政治的事務。
不管你想不想要，
你的基因有政治的過去，
你的皮膚有政治的色彩，
你的眼裡有政治的神情。
你說的話，有政治的回音，
你的沉默，訴說著許多話語，
橫著看豎著看都是政治性的。
甚至當你走入森林，
你也踏著政治的步伐，
走在政治的地面上。
非政治的詩也是政治的，
天空中懸掛著月亮，
那已經不只是月球。
活著或是死亡，這是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回答吧親愛的。
那是個政治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