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世紀對於歷史是短暫的，但對個人而言是漫長的。在這段時間，我從未忘卻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因為「忘卻」是對良心的背叛，是對一代中國人和歷史不負責任。
1989年春夏之際，留學葡萄牙的內地學生對形勢的反應特別強烈，因為他們是官派生，個別同學還有親友在北京。澳門學生的國族認同比較低調，但基於人數多，個別學生擁有工作經驗和人脈較廣，所以是由澳門學生主導華裔學生之間的信息傳播、策劃活動、發起遊行，以至宣讀聲明等。
我擁有兩個身分，一是學生、一是記者。由於記者的工作每天都關注新聞，於是會把北京學運最新消息影印給同學看，或者逐日向同學匯報最新的發展。當然由天安門廣場清場一刻開始，留學生的關注轉為行動了。六月三日零晨鎮壓的消息很快傳到里斯本，那時還是六月三日的白天。澳門學生的第一反應便是去市中心最大的公園門口靜坐抗議。當時同學們大多頭帶白絲帶，盤腿坐地，前面是抗議北京血腥鎮壓的標語。
事發後數天，華裔學生在里斯本發起集會和遊行。集合地點是自由大道上的復興廣場紀念碑前。追悼儀式始於台灣學生吹奏安息號，追悼死難者。然後澳門學生代表讀出聲明，繼而由華裔學生帶頭，從復興廣場紀念碑遊行至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遞抗議書和花圈。這趟示威有來自里斯本居民、外國友人的支援。一千五百多人浩浩蕩蕩的走在自由大道上。
作為中國人對事件痛心；作為學生很難向歐洲同學解釋因果。有一位義大利的女同學問我：「鄧，中國政府會下令軍隊向人民開槍嗎？」我當時說：「根據歷史經驗，我相信真的會開槍。」作為記者，我面對著兩難的困境，是投入到抗議行動，抑或繼續報導。我的專業理性要求我選擇後者，所以自89年4月下旬至8月、9月期間，我主要扮演著記者的角色，將葡國對北京學運的反響向澳門市民報導，包括華裔學生的心聲、葡國政府、社會的反應、集會、遊行、內地生尋求政治庇護，以至應屆畢業的內地生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國等。
25年過去了，下令開槍的、開槍的、中槍的、在復興廣場讀出聲明的人均已魂歸天國。當他們聚首一堂時，能否協商出一個更好地處理六四事件的方案？
擺放在復興廣場紀念碑前，紀念死難者的鮮花。
葡萄牙青年協助製作遊行時使用的中、葡文標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