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五」二萬人大遊行,「五‧二七」七千人包圍立法會,最終迫使特首崔世安撤回「高官離保」法案,公民勝利的歡呼聲響徹小城,「澳門人終於覺醒!」這個「光輝五月」感動了萬千澳門人。然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黃素君說︰「這兩次的事件在澳門的民主運動進程裡是成功的一步,但不等如反映了很深刻的公民覺醒。」
如夢初醒,仍未覺醒
黃素君指出,過往「廿三條立法」以及「政改方案」都只有少數人反對或參與抗爭。因為言論自由,政制改革,這些議題對於市民來說,過於抽象,太過遙遠。然而,今次「離保法案」卻是活生生的數字遊戲。「他們能夠計算出,若果崔世安健在到八十歲,他是能夠從庫房中取得五千萬。而市民亦會在心中把這五千萬換算成多少豪宅、年青人要打多少年工才能賺到這一筆錢…… 這組數字,讓普遍的人感受深刻。另一方面,市民亦聯想到這些金錢是由公帑遊走到私人戶口,令他們更感離保法案的不公義。」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經過沉澱,以及公民素質體現的一次社會行動」,黃素君說︰「但總體而言,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年青人開始關注社會事件,我認為這是覺醒的開始,但還沒有完完全全地覺醒。」
澳門人沉睡不醒,緣起公民教育長期缺位
到底澳門人的「公民教育」欠缺了什麼,以至澳門人長期「沉睡不醒」呢?黃素君認為,首先,政府的諮詢沒有遵守「知識權」,亦即是讓不同年齡層的人,以及相關人士都能夠具體了解事件。政府現時諮詢是「我講緊啲嘢係你唔會知,亦都講到你唔想知」,以致大眾參與討論的意欲大大降低。市民無法理解相關內容,那就意味着被政治邊緣化。
其次,是澳門的「話語權」被傳統社團所壟斷。剩下來的普羅大眾就猶如「散兵遊勇」,「除非有很特別的成長背景,或一同關心某議題的同伴,否則很難有凝聚力或自覺發起去抗爭。要注意的是,少數人發聲,並不代表全民參與。」
再者,便是學校的公民教育中,沒有把澳門具體的信息完整地向學生呈現,亦缺乏詳細交待正確的公民概念,以及提升公民素養。黃素君指出,澳門的公民教育是沿用內地的教材。「他們把『公民素質』簡化成『個人品德』。例如他們會教授不要隨地吐痰、亂拋垃圾這些概念,是屬於公民教育裡很低的層次。」
另外,黃素君亦指出,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從來都只呼籲市民要守法,卻對守法意識中最核心法治精神︰公平、公義以及平等,從來隻字不提。「在法治的社會裡,我們講求的是民主的政制,而民主政制就是講求普及的選舉。他們一直以來都迴避這些問題,並沒有教導市民這些價值。學校、教師以至政府,都是選擇性地去解釋法治。這無助我們推行公民教育。」
因此,黃素君認為,今次「反離補,反特權」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首先得益於網絡資訊傳播發達,能夠讓大部分年輕人透過網絡,清楚了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另外,市民亦都抓緊了「金錢」這個語言,產生共鳴。然而,之後政府展開的諮詢中,公眾有沒有能力掌握一個「語言」進入討論,便成為往後市民會否/能否參與社會的一大難題。
把握時機,教導市民用公民的身份參與社會
黃素君認為,除非有突發性的社會事件,否則下一波的社運就將會聚焦在十一月的施政報告。不同社團應該聯合起來,提供渠道及梳理信息,舉辦工作坊,民主講場等等,從法理角度去講述澳門的現況及問題,教導市民如何用一個公民的身份去參與社會。
她認為,不同的議員團隊亦可以結成聯盟,不應只着眼於選票,對於公民教育及培養年輕人的層面上,有很多事情能夠做到。除了透過網絡平台讓年輕人多接觸時事外,還需要多舉辦一些靜態活動,在過程中凝聚更多年輕人。
她指出,過往亦有社團舉辦討論性質的活動,但是由於與會者必先要對時事有所認識,所以參與者不多。「這是『輸入型』,我要有『料』才能進行討論。」然而,「民主講場」則屬「輸出型」,安排不同人士輪流發言,幫一部份有興趣了解但苦無機會的市民去了解相關情況。
黃素君認為,十一月的施政報告便是一次公民「小測」的契機,相關社團應該要有詳盡時間表及目的,好好利用這段時間組織及鍛煉年輕的一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