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港澳傳媒要攜手合作 抵制打壓新聞自由
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指出，澳門與香港唇齒相依，「我們都是面對同樣一個不尊重新聞自由的主權國家，所以港澳兩地的新聞工作者都要攜手合作，抵制打壓新聞自由的做法。」
近年，香港自由空間漸趨收窄，有一種說法直指，香港是走向澳門化、澳門則趨向大陸化。程翔說，曾經有人建議，香港傳媒朋友要效法澳門傳媒。「很明顯，他們認為澳門傳媒是比較河蟹，較容易受控制。我們對這種所謂建議要大力抵制！」他強調，河蟹了傳媒對國家沒有好處，這是已有歷史教訓，我們國家在過去六十年來的很長時間是萬馬齊瘖，其結果是我們民族出現四千五百萬人的大規模非正常死亡，「這歷史教訓很深刻，絕對不可依循統治者的意願而傳媒自我河蟹」。
香港和澳門的基本法第27條都規定，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程翔強調，如果新聞自由落實不到，整個所謂「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廿七條所賦予我們的種種思想和言論自由都是假的。
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
黎佩兒：港澳台傳媒界 「團結很重要」
傳媒學者黎佩兒指出，香港新聞自由其實近年跌得很快，「但現在好似是等不及的樣子，有些人好似無耐性了，由以前的警告、告記者甚至坐監，到現在是更加嚴重，去到人身安全的斬人，（新聞工作者）生命受危險。所以這一種恐怖，以前都知道誰是債主，誰來攞債，告記者都會先來一封信，都知道誰告、誰拉、誰囚。但現在，甚麼都不知道。這一種恐佈好厲害。」她認為，劉進圖事件並非一個人的事，而是關係到我們所有人的，當中記者固然攸關，而寫作的人、教書的人，所有同言論、意識形態有關的人，即是一般人也有關係。「這件事並非個事件， 而是連串的，一步一步，愈來愈犀利，但同時又係不明不白，難水落石出，除非警方真的出力做。」
港澳兩地新聞自由在回歸後都不斷被收窄，人們疑惑是「一國兩制」可還有說服力嗎？黎佩兒表示，兩地相互依存，澳門新聞自由差，大家都知；但現在連香港也變差，而且連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現在那裡還有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中的港澳應有寫、講、研究等各方面的自由，但現在情況卻與內地差不多。一唔啱咪斬你囉，唔通仲得閒寫信告你呀？現在的情況，是無法治精神，香港冇晒法治。」
面對港澳似進入一個荒謬的時代的狀態，黎佩兒則認為對未來也不需完全悲觀，當中就以香港連續兩個星期日舉行的捍衛新聞自由行動的參與者眾多可見，不但新聞界的舊雨新知都站出來，包括很多市民以及澳門人也都過來。「雖然是很悲哀的事，但同時都激起很多人，明白了這件事並非個別人士的事，係大家都有關係，都係倖存者。這件事並非只鏟一個人，係當大家都冇到，係當新開界冇到、法治冇到，也當管治者冇到。大家都有責任，市民有責任，並非係記者的事，港澳市民都要關注。」
顯然，對劉進圖事件，香港新聞界固然奮力反擊，澳門和台灣新聞界都有發聲。黎佩兒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其實三地新聞界一直有交流；今次澳門及台灣的新聞界的回應行動很快。「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到，無需大家辯論十個鐘。若覺得關己事，就要起來，發聲音、行動。行動起來，連絡自己的行家，團結好重要。」她表示，三地行家要更緊密地相互支持行動，可以繼續。「暴力的力量很多，或還會有其他人被斬。然而，記者精神狀態很重要，為維護公義，為不合理發聲。其實其他人也有這種精神，這就是我們要堅持的，會繼續，也必須繼續下去！」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副教授黎佩兒
杜耀明：以積極態度 面對嚴峻挑戰
不必諱言，澳門傳媒生態環境早已趨向惡劣化，香港自由環境近年也迅速變差，對未來前景可有樂觀或會更悲觀？傳媒學者杜耀明認為，客觀環境上，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狀況實在是令人們有多少的悲觀。但無論環境怎樣的悲觀，「我們面對這個處境，我們只可能去做，只能講不能用樂觀或悲觀去形容自己看法，應用一種積極或消極去自已做一個選擇。」 他強調，大家應用積極態度去面對現在出現的很嚴峻挑戰，「我們不知道，積極回應（結果）會怎樣，但消極時我們新聞自由會玩完，我們的一國兩制亦都會玩完。」
今次的劉進圖事件也同樣在澳門傳媒尤其前線記者引起高度關注，並少有地公開作出了聲援香港行家的行動。杜耀明表示，澳門和香港都是特別行政區，基本制度是類似，不過程度上有不同，這就是澳門由於歷史因素所影響，所以開放程度沒有香港大，「但大家其實類似的，在資訊流通下，大家的互相感覺是有，很清楚的。所以，今次事件由於對香港社會整個制度嚴峻挑戰，也明顯染感到澳門新聞工作者。」他認為，香港這事件亦令澳門新聞工作者檢視在制度上，中央是否達到原先承諾。「我們都要反省，以及用我們行為去維護這種很難得、但很需要的新聞自由」。
杜耀明指出，澳門新聞界其實較香港更長時間和更多地面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壓力和被壓制，所以對這方面情況香港應可以借取，研究澳門之前所遇到以一些情況。他認為，港澳兩地都面對較以前更加不良的景况，「所以大家都要一齊努力」。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
蘇鑰機：新聞自由對社會非常重要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坦言，其實現在大家都不大提「一國兩制」了。顯然，「一國兩制」原意是希望對台灣有一個示範作用，同時對內地也有一個比較作用「但這個作用現在是迅速地減弱了，比較可惜。」他指出，如果將「一國兩制」破壞了，不但令港澳受損，亦同時對於全中國不同地方其實都有損失。
他認為，香港新聞自由出現倒退狀況，原因跟內地影響有關係。「我們主權國的新聞理念同港澳地區和西方國家是很不同，（內地）都是想新聞一律化，要（傳媒）受政府影響，和我們很不同。其實兩個制度和兩種想法是一種矛盾。」然而，蘇鑰機希望中央能夠從高的角度作考量，「長遠來講，對整個社會哪樣做法才有利，是言論一律有利呢？還是能夠百花齊放有不同意見，傳媒有監督作用是更加好呢？其實，這道理是很易明的。」
另一方面，怎樣能夠確保新聞言論自由，這取決於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取態外，傳媒老闆如何作為亦是其中要素。蘇鑰機指出，傳媒老闆不應該太從商業利益或同權力關係上考慮，他們應該意識到新聞界的天職以至對社會和市民的責任也是很重要的。「我想，傳媒老闆以及政府亦應知道，新聞自由對整個社會非常重要的。這可能對管治者或許造成不方便，但這個整體上、長遠來講對社會是有好處的」。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
葉蔭聰：澳門需要更多人 辦公民媒體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高級講師葉蔭聰指出，表達空間一定比以前少，這是無法扭轉的，亦不能回到以前高度自由的環境。但縱使如此，傳媒並不是死路一條，實情仍可有作為，「我是不認同香港已死的話法」。他強調，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為兩個戰場，目標則同樣要打這場反自我審查之仗。
葉蔭聰分析，現時香港大量媒體都被親北京商人控制了，這是最基本結構，但同一時間是說明了媒體的危機。他其後補充說，「許多親政府商人買了媒體，其實同一時間是整死了這個媒體，令其無了公信力，令其喪失了支持者」。不過，在另一個層面 ，卻是釋放了一些空間給新媒體出現。為什麼現在多了人搞新媒體，多了人用新媒體呢？這是同傳統媒體公信力下降有關連。
顯然，人們關切的是傳統媒體自我審查問題或遭打壓狀況，葉蔭聰表示，現在傳統媒體的戰場同以前是很不同，「我不會講完全絕望，係很政治化的戰場。」他認為，新聞工作者進入任何傳媒機構，「都預了要打這場反自我審查這仗。」 但同一時間，出現了政府不容易百分百控制的新媒體。所以，現在整個香港傳媒的未來希望，應該有兩個戰場。一個是在現有傳統媒體裡，新聞工作者繼續在體制內爭取空間；另一個則是新媒體，這就是讓市民有更多直接參與、或民間人士多參與的新媒體出現。
本身是澳門人的葉蔭聰自是長期關切澳門問題，他認為，以澳門傳統媒體的控制比香港更犀利的現實形勢，「澳門是更需要在傳統媒體以外的空間去發展，這是很重要的，希望透過新媒體激勵到體制內（的人），找到多些空間」。他強調，澳門是需要有更多人在體制外，辦民間媒體、公民參與媒體，「這是重要的（一步 ）」。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高級講師葉蔭聰
劉銳紹：港對台示範作用在減少 一國兩制的內容愈放輕
香港過去是一個自由度頗高的城市，但近年自由表達空間明顯縮減，當中不但媒體愈趨向自我審查，連藝文及創作都出現逆轉狀態。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指出，近一兩年香港傳媒明顯出現各種現象，是反映了北京和特區政府在香港言論上擔心會失控。然而，更令人憂慮是自我審查問題。「現在限制不但在新聞界，而且這個慢慢變成一種意識。這個意識不是政府直接落『柯打』，也不一定北京落『柯打』，而是他們導向會引致不少人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不但在新聞界，同時擴展到藝文界以至創作等領域。他舉例，香港芭蕾舞的《紅樓夢》，「有一段述及文革的，無端端在表演過程被刪了。」而在新聞界有許多稿件被抽掉的狀況也出現在出版界，「成本書中有一段被抽走了」。
本身是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劉銳紹，參與了由中英談判到香港回歸的整個過程採訪工作。他表示，過往建制對「 一國兩制」的意識很強，「在回歸初期真的做得到，當時要求體制內的人包括港區人大代表少講香港內部事情。都是執行一國兩制意識很強的。但是，隨著香港現在角色、隨著對台灣示範的作用慢慢少了，他們在執行八十年代講過一國兩制內容愈來愈放輕。」
毫無疑問，港澳現時新聞自由倒退狀況，不僅兩地市民不滿，亦同時引起內地不少內地人尤其有理念傳媒人的關切。內地新聞界人士對劉銳紹說，他們在很狹窄空間都不斷地努力「迫開個口」，香港更要保留新聞言論自由空間，否則對內地整體言論空間、新聞自由將會是更加大壓力。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
香港2月23日下午舉行「反滅聲大遊行」捍衞言論自由
香港2月23日下午舉行「反滅聲大遊行」捍衞言論自由
香港2月23日下午舉行「反滅聲大遊行」捍衞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