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盞燈一帶的外僱。
澳門是一個有65萬人口的城市。根據2021年1月治安警察局統計數字，外地僱員有175,778人，移工佔了澳門人口約27%，作為人口的一大組成部份，移工的權利保障又是否受到足夠重視？研究移工的社會學學者呂家玟認為，近年主流論述出現了對移工種族化和帶有排他性的演變，這種變化可從人口結構演進和本地工人反對個別工種輸入外僱的勞工政策緣起作剖析。她又認為，多元文化共存需要家庭和學校的培育，同時看待移工問題應具有國際視野才能應對澳門的發展需要。
原有文化融合底藴
今卻顯得空洞
近年移工權益問題不時引起迴響，網上不時浮現一些對外來者的歧視性觀點。對此，呂家玟認為，過去澳門被視為一個文化融合的地方，然而一些研究得出的看法則是歷來「這種融合都只是在一小群人當中」。現時所謂的東西方文化融合好像是澳門的一種身份、一個旅遊形象，顯得是空洞的。再者，當今的年輕人有部份在成長過程中缺少了父母輩普遍曾經歷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經驗。呂家玟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這種差異性很大。她認為，每天在澳門的生活都可以是多元文化碰撞的，不管是坐巴士或去餐廳，都可遇到不少移工，所以澳門是有多元文化共存的土壤，可是在教育中沒有被強調並且將之轉化成文化底蘊，卻變成是一種空洞的、一種商業消費觀、一種旅遊口號。這是由上而下推廣澳門的旅遊與消費結合而成。因此，時下有些年輕人不去接觸不同族群文化，尤其是東南亞族群文化。
「很可惜過去的文化底蘊沒有真正傳承下來，或傳承中處於不均衡狀態。」「這方面確實需要看家庭和學校的培育，而不是看強加成樣板形式的文化節或消費活動。」她並表示，澳門始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有別於港英政府的殖民管治，澳葡政府允許華洋相互交流，形成澳門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底蘊，這種包容不代表沒帶偏見，只是找到相處方式。澳門多元的土壤依然存在，只是從傳統到現在的結構性變化中，可以明顯看到排外想法逐漸變成主流論述。
另外，呂家玟觀察到移工的權利保障和處境在2010年至2014年間有明顯轉向， 主要是媒體議題上的轉向。有些家傭僱主縱使沒有對家傭表現歧視，但仍會選擇接受主流論述的說法，譬如「菲傭就是這樣」、「越傭就是那樣」，而這種排外主流論述可能與他們的自身經驗切割。她指出，當年賭權開放後，勞工需求大增，大量移工來澳，造成了政策和勞工市場衝突，期間莊荷的「五．一」上街反對輸入「外僱莊荷」，而本地僱員與僱主談判過程中，「產生了本地僱員與非本地僱員的兩極衝突，這是非常明顯的界線，當中涉及了生計的衝突，是直接影響家庭溫飽的，因此會起來反對，而這不應視作構成歧視去理解。」
學者呂家玟。資料圖片
保障了個別工種
本地人反而處於弱勢
回顧這一過程，澳門就由此作出了個別特定工種不輸入外僱的規定。不過，呂家玟認為，這樣限制其實是有需要反思，「其衝突的根源是當時保障了個別工種，但變相形成限制了本地工人的工種，相應本地工人亦削弱了可橫向流動和升遷空間，最終讓自己處於弱勢。」顯然，這是結構性的關係，由此亦衍生出一種頗為吊詭的現象——政府給了就業市場的保障，本地人認為不足夠，移工則感受到歧視。當中，涉及到政府沒有好好釐清人口結構、就業市場，以至本地和外地關係。
而對於目前呈現的失衡現象，呂家玟認為，移工需求是階段性的，但澳門一直缺乏以規劃作引導，且引進外來人才又比較消極，仍按外地勞工的法規和勞工身份處理人才，同時亦未按比例相應培養本地人才。總的來說，政府沒有宏觀規劃作引導，以人口和經濟數據為就業市場需求提供支持點，任由企業和勞工協商，當勞資衝突產生後才進行協調，衝突亦因此不停產生。在過程中，逐漸由僱主與僱員協商（資本家與勞工權益角力）， 轉化到種族衝突、本地僱員與移工衝突。
至於家傭則是另一個工作性質，需從另一個層面分析。呂家玟認為家傭並不涉及與本地就業市場衝突，可是由於主流論述的方向形成，當中有非理性想法產生。而對於勞工權益，大部份僱主沒有從保障工人的原則精神去認知勞工相關法律，僱主往往從避罰角度認知法律條文，勞工權益的訴求則視作僱員鬧事的角度去理解，她並不希望僅從條文作教育，而是應從立法保障的原則精神去理解。
她認為，家傭和僱主在家庭中存在緊密關係，是互相需要學會處理的事情。家傭的工作是彈性的，很多時需要互相配合和及時處理，要是只有家傭學習去面對，僱主不去學習和反省，這種關係不會處理得好。再者，家傭往往不會被視作家人般作個人化看待，卻更多會是從種族化角度出發。因此，僱主需要有一種自我覺醒，意識到自己有否從種族化或刻板印象看待家傭。她指出，其實澳門人的本質是富同理心和人情味，可是在「種族化」的過程中會把移工非人化考量，不會以自己人看待，甚或用種族歧視的語言去描述他們。她認為，本地人和移工在生活上與經濟上的衝突，以種族化角度來表達成為一種主流論述，是她近年研究澳門移工發現比較大的問題。
需從中小學生開始
學習多元文化
給年輕人重拾澳門人過往的特質，是呂家玟認為能應對種族化和排他性的可行之路，但從大學生入手可能已經太晚了。她認為，應從中小學生開始，提供相關學習，但先不需要刻意從國際人權和人人生而平等的「大帽子」入手，反而應先呈現澳門人過去的人情味和多元文化底蘊，學習以一份同理心與人互動，這在小學階段已經足夠。至於在日常生活中，澳門的公共空間和藝文活動從來是多元的，媒體和消費亦有多元化的體現，因此，重點是能帶出大家的同理心。
對於移工的弱勢處境和近年外僱政策對移工的影響，呂家玟關注家傭沒甚麼「反抗空間」，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相對私密的環境。新加坡和香港的家傭基本需要與僱主同住，過往亦曾出現虐待情況，而由於澳門約有一半以上家傭會選擇外宿，因此情況還好。顯然，只要有可以外宿和有轉工的空間這兩個要件，她認為不會有不可忍耐之事。然而，她亦留意到澳門早前修改了兩項法例（第10/2020號法律《修改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以及為配合上述法律規定而對相關申請程序作出修訂的修改第8/2010號行政法規《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強調移工不能持旅遊簽證找工作，並需在原居地申請工作。她關注這是另一種制度上勞役，當中移工需要付出更大的仲介費和抵債負擔，甚至衍生人口販賣風險，這是與遏制販賣勞工的世界發展趨勢相悖。至於修例所產生的實際狀況，則由於疫情關係，新規定對移工的影響尚待觀察。
看待移工問題具國際視野 方能應對澳門需要
呂家玟又認為，移工是一個國際體系，不能單從澳門看。聯合國的國際勞工組織（ILO）和國際移民組織 （IOM）指明，勞務仲介費是最剝削的部份。問題是澳門本地不做仲介的話，對外又不予理會，澳門本身亦不具有主權與其他國家商定輸入勞工雙邊協議，在應對移工處於全球市場的狀況時，一旦移工進入澳門受限和需要負擔更大的成本，會造成移工卻步，遭受損失將會是澳門，尤其是需要家傭的各個大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