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的移工，包括有來自外國的「外僱」、內地的「內僱」。
同為澳門經濟發展付出努力的一群人，他們在澳的處境為何始終被忽略？根據統計暨普查局2021年1月公佈的數字，澳門的就業人口有388,800人，對比移工人口有175,778人，移工約佔了45%。移工在就業市場是顯性存在的勞動力，但他們的社會的地位、他們的付出卻是隱性的。
2018年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史唯出版《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她當時透過訪談描述了一班移工在澳門被邊緣化的弱勢地位。學術上的探究或未能一下子在媒體和社會留意，但活生生的例證應足以引起社會的關注。去年因突如其來的疫情凸顯移工就業保障的脆弱性，以及早前緬甸移工在公開場所作表達的示威行為受阻，移工的議題像從坑洞中再被挖掘出來。
在澳門的移工，包括有來自外國的「外僱」、內地的「內僱」。筆者採用「移工」這一用詞，希望抽離了「外地勞工」、「非本地勞工」或「外地僱員」固有概念，因為勞動人口遷移是一個跨國性（包括跨區域，下同）的體制。在跨國體系中，以地域角度看，移工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帶着不同文化；以自身角度看，移工背負了從原居地承受的多重負擔和風險，來到澳門後他們又擔當不同的角色，如作為家庭經濟支柱、又或在跨國的遠距離擔當母職／父職。透過「移工」的身份表達，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移工其實是通過跨國的空間，帶着多元身份來到澳門的土壤，將當地文化漂落在澳門生長。相反，如果強調他們是「外地」或「非本地」，是帶有「他者化」的含意。強調「勞工」，好像純粹是一個功利化的勞動力，這幾個字眼會將「移工」的多元化群體特色抺殺，一般化地視為勞動力。
2018年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史唯出版《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
在探討移工基本權利保障時，筆者想舉出一個比較例子供大家思考。移工和留學生兩個不同的外來群體，彼此都是憑藉跨國及區域的路徑，甘願付出成本和接受挑戰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如移工要給付一筆仲介費，學生要為留學負擔額外費用。這兩群不同角色的人，相對地來說，移工是較缺乏資本的人群，透過勞動力的付出為當地經濟作貢獻；留學生則是帶着資本到來的人群，透過教育費給付貢獻當地經濟，彼此相同之處都是為自己未來着想，但為何形成跨國流動的分界現象？為何留學生的自主性和群體認受性較高?為何移工不會因為他們對經濟發展付出而賦予相應的身份地位？移工往往被固化在國家的歷史、種族和經濟背景中，如殖民地戰爭給他們帶來的貧窮落後，成為他們在社會階層流動中的制約，在跨國流動中被分流到邊緣位置，這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可能存在於很多人的意識中，形成對移工權利保障的不同觀點角度。因此，筆者想強調作為基本權利保障時，還是不可忽略個體化的角度，以人的最基本角度看待。
澳門歷來是一個人口流動的城市，每個時期的人口流動均反映其流動因素的複雜性。澳門人亦處身於全球化的跨國流動中，對於移工來澳是需要擴闊視野，減少歧視與偏見，放眼宏觀的世界視野，嘗試以不同維度了解移工的處境，更不妨換個角度認識跨國流動是一個物競天擇的生態過程，有著人生存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