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之年》這一套回歸20週年之作，每名創作者都只有十分鐘，但卻隱隱然延續了一個命題，可以上溯上文——在這個城市的人，和城市的關係，是浮動的，鬆散的，無根的，不確定的；而其情感連結卻又是非常強烈的，強烈到近似離家獨立卻又被倚在門前的母親的眼神牽著，不能瀟灑而去的羈絆。然而，「堅決」選擇留下的人，卻又止於顯示對城市鄰里的關係的持續延伸，例如《骨妹》的回來澳門再重建社區關係，和朱佑人的《最後一場放映會》為後輩放映和不停地紀錄澳門，這是顯示對社會職人責任和道德，唯暫時未見到更深層的、歷史性的紐帶關係。
關於像前途類型的詰問，例如香港《十年》類似的作品，這一方面澳門人的作品類叢中，曾有一靈光乍閃之作。2013年澳門其實有一部由霍嘉珩等人拍攝的學生作品《2049》（編劇歐志恒、霍家珩、區浩賢，2013年，長版48分鐘，短版25分鐘）。此片嘗試作出預言式的總結。故事講述2049年的澳門，即回歸後「五十年不變」的最後一年。其時，澳門人口嚴重超負荷。政府為了控制人口，頒佈了一項殘忍的「減少人口政策」。在香港還沒興起學生運動時，澳門的學生已經對自己的前途嘗試作出極度悲觀想像，片中有像疫情時押送市民離家的畫面，去留已經不是一個選項，是唯一一個被安排的結果。被強制滅絕的吶喊，更甚於被異文化或別的生活方式強行同化的焦慮，更加殘忍和粗暴。希望有機會能夠再在公眾面前出現。
的確，彰顯在澳門錄像／電影工作者的作品之中，這種「留下還是出走」的心理，說到這樣，已經不可能是巧合，可以說是一種普遍性的集體的情緒了。它一直圍繞著在澳門生長的人，特別是受到鄰近地區近日發展的社會運動的因素所影響，香港有不少有重新考慮留下還是移民的問題，不多不少影響了澳門人的情緒。而不能斬釘截鐵地決定去或留，我認為是創作者對澳門明顯有一種羈絆的同時，「外地」對於他們而言卻又是失語的——眾多澳門作品之中所描繪的「外國」，是面目模糊的，只是一個「出走澳門的目的地」，所指的外國是加拿大或是台灣其實分別不大，地點可被置換的程度非常高。因為作品的內容都只多於集中在與澳門關係的描述，鮮有提及任何「外國」的細節。回到澳門描寫彼此關係之上，又找不到屬於自己在澳門精神的支柱，這一點在上述所有作品之中時有散見。
創作人的視界對過去，牽扯著茫然回憶、沒有細節、乃至正邪屬性不定的羈絆的存在（如許國明《夜了又破曉》、《鎗前窗後》描述的澳門、及上文提及《骨妹》，涉及男女肌膚觸碰的生意在澳門來說是尋常工作，卻又拍出溫馨的感情），顯示出一種對過去認同的焦慮。依從這個脈絡，觀眾一再對自身城市的未來和自身的位置的模糊而又強烈的羈絆，並且一次又一次的互相確認。這種無根飄零感，暫時未能完成褪變。另外，就是城市面貌急速變化改頭換面，甚至街道的景觀沒法完整地保留使大眾覺得物是人非。例如在《澳門之年——最後一場放映會》中，少女的家族麵包店的關張，與「導演」的放映空間準備關張，這樣雙重消逝，更加重那一種「留不住在澳門的根」的感覺。兼且本土的文藝作品，還未形成普及地傳播和討論，當電影人沒法找到屬於城市的反饋，便更難再反覆補敘、深化下去。
可能在於澳門本地創作，只集中在這二十年間陸續出現，以及創作者年齡及個人經歷等原故，這些作品的歷史觀之中，大多涉及到澳門回歸，對於澳門回歸以外的澳門歷史事件鮮有提及，可以說是最深刻而且珍貴對「回歸」的延後反應，但卻又成了作品的框架的局限。此外，在文化圈高度並置又或重疊的澳門，探討「回歸」或者「留下還是出走」的視界卻又非常不同。例如，《澳門之年》中，杜健康、António Faria、周鉅宏都就差不多的問題提出了全然不同的方向和答案。然而，觀眾卻不可能三種方式全然認同。觀看者認同了其中一個，那是不是另外兩個方式來會否定自己？還是體諒接受？亦或三者都瞭解和體諒？這種涉及不同身份認同的文化選項，很難非黑即白地馬上給出清楚的答案。
關於作品對過往的聯繫，順著這個脈絡，我想用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的《記憶所繫之處》作結。對法國人來說，馬賽曲、聖女貞德、自由平等博愛、艾菲爾鐵塔，是法國人心裏共同的交匯之處，然而在每個時代，他們的意義都會被重新定義，每一次的觀看艾菲爾鐵塔，或者不管在戲劇甚至廣告上看到聖女貞德，都會產生記憶。最後這些重要的，不管是物質還是非物質，成了國民的記憶聯繫的連結。在這篇文章所指，就是在現在的戀愛電影館所收集和放映的澳門電影作品。
容我引用《記憶所繫之處》的一段︰
「……我們不探究往事如何發生，而瞭解它如何持續地被利用，它的應用與誤用，以及它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我們要追問的不是傳統，而是它如何被建立、被傳承。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所以，這確實是某種法國史，卻屬於不同的層次。」（《記憶所繫之處》，P.19）
這些澳門作品的存在，對創作人可能是拍攝的經驗，對創作團隊可能是圓滿的喜悅；對首演的觀眾可能是觀賞日常的熟悉面孔所參與演出的愉悅；對於二十年、三十年後的觀眾而言，他們可能會覺得「以前的老澳門就是這樣子」。同一事件，在時間的長河裏，會有不同的功能和記憶的生成，但都被這個事件——澳門的電影作品，去一直串連下去，才形成了我們——這個城市的主體與獨特性。
澳門人「留下還是出走」的集體情緒，在電影作品裏延續20年，日後如何，還待觀察。然而這些作品的陸續出現，正正就是充當著「再記憶」的功能，可以顯示出更多的細節。羈絆即使再怎麼被確認，無根的感覺或許可以減退。也就是說，對過去的細節更多、更明確、更清楚，論述的面向更多，虛無的羈絆可能會變成強而有力的對城市深處的精神紐帶。
建立了清楚明確的精神紐帶，肉身是留還是去，可能未必會是一個問題了。
《澳門之年》——一場持續了20年，「是去還是留」的情緒延伸（五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