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T 太太 – 那年36歲
「1989年那時，我和丈夫和小孩從大陸移民到澳門好幾年了。那時電視上播着學生在天安門的新聞，我覺得很恐慌，有時我會選擇關電視，不敢再看下去。雖然北京離澳門很遠，但內心還是很慌張，也不知道學生們的下場會是如何，我丈夫反應偏向激動和生氣，他會用錄影機把所有關於『六四』的新聞報導錄影下來。他不是記者，只是個普通百姓，但我猜他把那些事情紀錄下來有他的原因，我也沒有多問。
「『六四』過後，我們搬了好幾次家，每次見到那些錄影帶，我都有一種恐懼，我不敢回播重看，亦不敢繼續把這件沈重的事一直放在身邊，感覺上擁有這些歷史的紀錄都是危險的，總有一天會被人算帳，所以在一次搬家時我就把他們都拋掉了。」
二
N先生 – 那年6歲
「『六四』的時候，我還是個澳門的小學生，我最深刻的是在家中看著無線新聞，我很記得有一個畫面：一台坦克車駛向一群騎着單車的學生，不過我相信這段影片現在已經消失了。
後來我到了香港生活，漸漸長大，在九七回歸之前，其實不會特別記起『六四』，因為每一家媒體都會製造回憶特輯及詳細回顧當時的情況，所以每一年這段回憶及歷史都會自然被喚起，從沒有忘記過。
反而後來再回到澳門工作，曾聽到澳門的學生說『六四』的新聞很多都是假的，這令我非常震驚！」
三
T小姐 – 那年約14歲
「1989年我還是初中生，本來一群學生從來都不看新聞的，但在那段時間，所有人都會常常看新聞，『六四』成了同學間必定會談論的話題。有些同學還很激動，自己寫頭巾坐在學校內發起討論。
「我還記得『六四』那天是考試期間，但大家都沒有心情溫習。我那晚一邊看著新聞一邊和朋友通電話，我們都非常激動，真的在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和學生逃走。
「之後學校組織學生們一起參加遊行聲援。我記得整個大三巴都是人，有學生，也有成年人，幾乎所有學校的老師及學生都有參加。學生們很多都手持口號板、橫額及牌子，我也有幫忙製作過牌子，電視還有拍到我們呢。那時我們從大三巴一直走到關閘。
「那年我認識的澳門人都很支持北京的學生，他們每談到北京的學生們都可以很激動，很多人都為他們流淚。」
四
C先生- 那年29歲
「『六四』那年，我剛結婚一年，所以印象很深刻。當時我在政府工作，每天一上班就和前輩談論北京局勢。最有記憶的，一定是十號風球那天(1989年5月20日左右)。即使風大雨大，我還是堅持參加了聲援遊行。
「那天大概幾百人左右，在吳區（吳國昌、區錦新）等人的帶領下，我們在橫風橫雨下走了澳門一圈。到達黑沙環的時候，水都已經浸到褲袴的位置。大部分人都喊著『民主自由』、『打倒專政』等口號，最後遊行在工人球場完結。
「『六四』那晚我本來也在看新聞的，但實在看不下去，就去到一個街站，是由當年東亞大學（現在的澳門大學）的朋友們所辦的。那邊有廣星的電視，大家聚在一起，一邊看新聞一邊哭，一整晚幾十個年青人站在街上難過不已。天亮以後大概七、八點左右，整個澳門社會都像停頓了一樣，所有人都走到大三巴前集合，等出發遊行。
「回想起來，那些年澳門人並不富有，而且讀書也不多，比起現在的人，他們更願意走上街頭支持學生，追求民主自由，也許他們是單純的，但希望國家能改革進步的心意是存在過的。」
五
K先生 – 那年10歲
「那時候我還是小學五、六年級左右，根本不懂得這件事，但我記得聽過家人談論過。3號晚還是我的家人的生日，所以大家都記憶深刻。
「那段時間上小學，我們在小息時會玩「捉伊人」（捉迷藏），捉人的同學會說『機關槍，坦克車出來啦』、『要車死你啦』、『鄧小平、李鵬來捉你啦』，這些話成為了小孩子口中的遊戲術語。
「直到長大了才明白，這是件很沉重的事。」
六
F先生 – 那年6歲
「我那時很小，大概是一年級吧，但還是很深刻。我在聖羅撒唸書，很記得那時上學中，聽到遊行人士在八角亭附近路過，很清楚聽到他們的口號，例如『小平眼矇耳又聾』、『打倒李鵬』等等。後來再大一點，我會去文化廣場找『六四』的書看。」
七
M 小姐 – 那年1歲
「我當年1歲多，當然是沒有記憶與畫面。但從小到大依靠錄像、照片、歷史文章等去了解8964是怎樣一回事。還記得看過關於『六四』的BBC記錄片，鏡頭正在拍攝一位北京大學生，拍攝人員問他去哪，大學生邊踩着單車邊微笑用英文回答：『去遊行！天安門廣場！』『為甚麼？』『因為這是我的職責。』
「其實人的能力小如微塵，包括自己，其實都不能夠做到甚麼去改變現狀……但願了解過『六四』的一群人可以明白歷史的重要性；甚至對於現狀要毋忘初衷地活下去。書本上被消失的，就由我們將事實延伸到下一代，讓年小的一群知道，良知、自由、人權對每個人的重要性，『籠』內與外的普世價值有何分別，從而令到他們懂得分辨黑白是非，讓他們明白到我們的『家』，其實一直被淪陷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八
B 先生 – 那年18歲
「31年前的五月某天，澳門掛起九號風球，在狂風暴雨之下，仍然有差不多兩萬人上街參與聲援北京民主運動的遊行，當時年少的我也有上街參與，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參加示威遊行。遊行路線經過新馬路時已水浸，當時的水位是到膝蓋位置，但市民並沒有退卻，仍然大步向前高聲疾呼痛駡共產黨。那次遊行不叫『六四』遊行，因為那時候是五月，六四大屠殺還未發生，很多人也沒有猜到中共政府真的會開槍屠殺學生。
「之後差不多每個週末、週日都有遊行示威，上街人數越來越多，最多人參加的一次是在六四大屠殺翌日，遊行人數約有十多萬，以當時澳門只有三十多萬人口來說，即是差不多三個澳門人就有一個上街。上街市民高呼『鄧小平下台』、『李鵬下台』、『打倒共產黨』，還火燒鄧小平和李鵬的假人像，這情況不可能在今天發生。
「當年有很多中資機構職員、紅底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參與遊行示威，當時我就讀的天主教學校，則較少談及北京學運。而當時的東亞大學（澳門大學的前身）組成了『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在五月四日發起校內同學到中區的遊行，也在差不多五月二十幾號開始，在當時的新華社門前（即今日的新馬路中銀分行）靜坐聲援北京學運，並一直留守到『六四』之後。
「最不想見到的畫面終於在六月四日凌晨發生，解放軍在天安門附近一帶開鎗射殺學生和平民，第二天全城哀哭。記得當時要去考GCE公開試，監考老師在考試開始前帶領所有考生進行默哀。
「大屠殺發生後隔了數天，有消息傳出李鵬被暗殺，多份報章頭版大標題寫著『李鵬中鎗』。記得當時路過板障堂一個報紙檔，一位小學生見到其中一份報紙頭版的『李鵬中鎗』，便興奮地高呼：『抵死！』當時李鵬『乞人憎』的程度，比下令開鎗鎮壓的鄧小平還要高。」
九
H先生- 那年22歲
「我很記得當時其中一個聲援『六四』的組織，由東亞大學（前澳門大學）的學生們自發組織的『東大學生北京關注小組』。我參加過他們很多次的遊行。
「『六四』那晚發生以後，我們知道有很多學生死傷。當時東大的學生們，在新華社前（現新馬路中國銀行）為罹難的學生設靈，現場不斷更新學生的死亡人數。現在想起來太可怕了，人數不斷上升，肯定有上千人，到最後都無法統計。
「當時很多市民帶了黃色白色的鮮花來到靈前獻花，學生們為市民帶上黑紗，我也帶了鮮花，有些更是帶著小孩子來的，現場的氣氛非常沉痛，大家都默默放下鮮花默哀，也有很多市民拿著錢來，向學生們捐款，求他們把錢捐到北京的學生們手上。」
十
D先生 – 那年12歲
「1989那年，我六年級。我每天中午食飯回家都會看新聞，望著電視機中那片人海，我只知道他們在爭取一些事，而我更是第一次聽到以『絕食』這個行動！
「6月4日早上，有人說發生了大件事。我如常回校，校內的同學都在談論，但沒有人能夠完整地解釋整件事。到了中午看新聞才知道，坦克入城、軍隊向人民開槍。那時我心中產生一個疑問：『為甚麼要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一家人望著電視，空氣是凝固的，我只記得電視播的畫面都是一片混亂，到處是鮮血、開槍聲和叫喊聲！
「因為『六四』事件發生，當時香港有歌星聲援，澳門都有大遊行，而我跟婆婆都有參加，在遊行中叫著『李鵬下台！』大人跟我說，命令向市民開槍就是李鵬，背後是鄧小平指使的。當年沒有深究背後的原因，只知道遊行就要叫口號。」
「當年我都買了一件吾爾開希的T恤，他的頭象印在T恤的中心，圖片還是『點陣圖』的。我記得婆婆講過：『今次工聯（澳門工會聯合總會）都會出去遊行。』她以前做過製衣廠，是工聯內的人，所以我記得，當年的親中團體都支持六四遊行！
「日子過去，我長大，後來我都有去噴水池參加澳門民聯會舉辦的悼念晚會，還記得有一年公開放《天安門母親》這部電影，後來知道另一部記錄片《天安門》。當年看的是VCD，由這些活動、記錄片、圖片展，慢慢把『六四』的拼圖一點一點在腦海中拼成一幅較完整的畫面。
「『六四』記念其實已經成為每年都會做的習慣，我都會跟我教的學生分享這件事，叫他們自己上網找相關的資料，自己分析、自己去了解整件事為甚麼會發生，及之後中國產生了甚麼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