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a的工作環境《浮生記》。資料圖片
「我覺得政府是想不到辦法幫忙的。因為我們不是在一個特定的範疇。難道政府出一個幫助所有自僱人士的計劃嗎？又不會。所以我覺得是很難的。」
「Freelancers （自由工作者）可能橫跨不同的行業。你有三個身份，政府是否用三份錢去幫你？那又不行。」「在澳門，可以一邊兼職開的士，一邊做劇場。他不做劇場可以多開的士，以政府的角度很難去觸碰到每個自由工作者。」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不如藉這時從新整理這行業應該有甚麼遊戲規則，而且這些有多少可由政府主導。因為如不重新審視，就會不斷——啊，多在這行業投入資源，大家又搞多些節目，但可能這資源不能碰到自由工作者的部分，只能繼續給很多藝團，藝團怎運作，自由工作者是無法去干預，政府也不會去干預每個項目。」
「自由工作者這模式頗適合現時澳門做表演藝術的工作情況。」
「藝團有錢當然會先考慮生存，這也合理。所以問題是，是否真的要重新思考這行業有甚麼架構，甚麼遊戲玩法？我覺得是一個思考的階段。」
劇場後台工作者杜國康（K仔）、廖嘉豪（Nero）、劉芷蕙（Mira）一人一語道。
不是想做freelancer，而是想做劇場
劇場後台工作者杜國康（K仔）。
疫情期間不能聚集，令不少劇場工作停工或延期，一班劇場的自由工作者收入亦受影響。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員是演出技術綵排至演出當日才需要「埋位」。一些劇團都表示，當演出取消，加上沒有票房收入，很難全額支付他們的人工。留了檔期，工作與收入臨時落空，疫情之下受影響當然無可奈何，不少劇場的自由工作者亦在這段時間開始討論行業生態，以至政府的角色、自由工作者的工作特質等等。而收入受疫情打擊，freelancer之間也有一陣「會否轉行」的小討論。
Nero認同，自由工作者本身承受住一定風險，「也是那句，我們揀得這種方式，我們就在接受這種玩法。但我也同意，因為這行本身不夠成熟，我們只能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去從事這行，所以不是我們想做freelancer，簡單來說是我們想做戲劇，我們才做freelancer，但不是我們很想用這方式去做，是因為我們未必有很多選擇。」
在K仔看來，劇場的自由工作者是「在政府眼中是無名無份」。「因為連自僱人士旁邊的括號括着甚麼，我們都冇得揀，就具文憑者或未具文憑者，沒有的了。所以在政府眼中，我們這群人基本上是消失的，即沒這行業出現。」
「看財政局的稅務概念，其實沒演藝行業這領域，我們只是自僱人士。」Nero補充道。
劇場後台工作者廖嘉豪（Nero）。
長遠政策欠奉 影響信心
就Nero看來，如要討論這行的從業員的生存與發展，要思考的是澳門的藝文政策，以至政府是否夠全面了解這行業的生態、狀態或能力。「因為如他們對這領域沒信心，就會覺得，『這班是業餘的。如果我要很高級的藝術，乾脆直接輸入、找外購』，這亦是過去經常有的做法。澳門不是沒錢，但發展藝術要花的不只是錢，要花費的其實更多，但澳門花費得起的只是錢。」
「我的理解是，現時澳門規劃這行業不是由市場主導，嚴格來說是由政府主導，因為大部分的製作的資金來源都是政府。在政府的角度，我付了錢，大家做得開開心心，是社團活動，但某程度上他是這行業的主導者。但我們自己覺得，藝術發展包含了教育、培訓、觀眾培養等方面要持續不斷，要很勇敢地不斷投放資源，而且這事要很堅持，但過去幾年很多事情都會變，我們都未見到一個很長遠的規劃，例如場地，接下來有哪些場地？有沒有新的場地？這類是比較討論得少。我們每年都在想可能有些場地會沒有了，或慢慢沒有了。」
Nero認同，自由工作者本身承受住一定風險。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整個結構中的資源分配得很奇怪，旺季超多演出，但根本沒人沒場地、沒觀眾，但我們只能迫着事情發生，為甚麼？可能和資助掛勾，可能和年度計劃掛勾。因為大家知道一定是3月才開始批出年度計劃資助，然後趕着去完成，然後2月就好靜，這是否恰當呢？還是足夠的彈性？現在有跨年度計劃，但都是有限，大家都還在試。」
「我是保持正面的，覺得要花時間試到一個新的做法。我這樣想，就不會咁容易想轉行，但很多人根本不會理這些，只知道前景未明，現在失去了很多工作。」
「去到下一個循環是，我們沒有了這批人，對我們這行也是損失；或他變了一個兼職的劇場人，對我來說也是損失，因為他沒有了咁多精力投放在這行。去到下一個周期，會變成我們一下子冇咗很多精英也不定，唔知道，又會滾存下一個問題給再下一個周期的人。」
「應該說，這週期會變成以前的生態，就是大家放工再來做，做着做着有起色了，又會變成一堆全職人士。」K仔也道。
「沒錯，變成了一個循環。」Nero續說，「政府可能覺得『你們十年前都咁行，行得掂，點解我哋要轉型成一個專業？』但發展藝術就是有分野，怎樣越來越高級或者規模越大，這就是發展。」
「所以轉行這概念某程度上來自於不安——我不知道這行接下來會怎樣，不單純是我有沒有工作。如我現在沒工作，但我知道之後會好的，我都會多付出去增強自己，但因為看不到接下來的正向元素，所以我們容易受到不安影響，所以這樣大的不可抗力出現，就可能令到有些人會有很多打消念頭就不做了。」
有合約就有保障嗎？ 細節要怎樣處理？
劇場後台工作者劉芷蕙（Mira）。
如何保障工作的問題，大政策要思考，小細節也受關注。疫情之下，有一些劇場的自由工作者覺得工作臨時被取消，收入沒保障，一些人也開始思考合約的問題。對此，Mira表示，因為圈子小，劇場自由工作者和劇團都互相信任，很少就工作安排簽約。「我覺得現在疫情時可以讓大家討論，無論是以團的身份，或設計師、舞台管理人員，有這段時間去溝通，做一些合約保障到大家。而合約條款不單是講不可抗力因素，例如疫情，還可包括工作上怎樣制定一些怎樣為這production共同工作，會否之後的合約可以包括這些部分？」
「但首先要推動合約的產生。」K仔認同，「合約這方面真的要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時機去談，這合約要怎樣處理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這是澳門的一些壞習慣。」Nero說：「因為本身不是簽唔簽約的問題——我們是不懂簽約。假我我和劇團合作，我怎簽呢？有沒有範例呢？有沒有可諮詢法律的地方？或者和這領域有關的法律討論呢？我們是完全不知道。」
「這行業雖然發展了很多年，但其實不完善。我們現在眼見只可以控制其生產鏈，但例如（人員）保險、醫療、其他輔助性質的，其實是不完整的。我們現在能維持的只有生產。一出這類型的不可抗力大事件，這條鏈，不用說，斷了；這些一直隱藏着、未爆的問題，像僱傭、法律這些，就同時間暴露了出來。」
Mira表示，因為圈子小，劇場自由工作者和劇團都互相信任，很少就工作安排簽約。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憑單據報銷／活動延期 對freelancers 收入有幫助嗎？
疫情之下，活動取消的取消，延期的延期， K仔、Nero和Mira今年上半年的工作都有受到一定影響。話說政府有推出一些措施，例如就取消的活動，旅遊局表示，會根據各表演團體其後提交的相關資料，按照實際情況作出支付。文化局也表示，如已獲文化局資助的活動項目，社團可在遞交報告時註明受疫情影響取消活動，並提交已產生的支出費用單據副本。經審核後，所產生的費用將按原資助程序，在已獲批准的資助金額範圍內予以報銷。Mira指，自己一些已完成一部分的工作，劇團有按當中的百份比出糧，「如延期在下半年補做，就可以演出完後，把餘款付我。」
疫情期間不能聚集，令不少劇場工作停工或延期，一班劇場的自由工作者收入亦受影響。相片由受訪者提供，攝影：Kabig Lam
但下半年還有本來的工作，時間湊得上嗎？而且是一整台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的時間。「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K仔說，「因為（延期的話）你的工作不是取消了，仍然預留了一個時間給他。」
K仔也覺得，雖說憑單據報銷，但一個創作的某些成本難以衡量。「我覺得憑單據報銷對大部分劇團來說有些尷尬，因為只可報銷到可見的成本，例如我有出報價的，或道具單上買了的。不可見的創作成本在哪呢？以藝團來說，很多時反而是發想的過程或創作的過程才是最貴重的東西。」
「我覺得真正幫到劇團的是很明確地帶出一個資訊：場地何時會重開，甚麼準則下重開，令大家有方向去籌劃那件事，才叫真正的幫助，而不是大家一直在不安：雖然現在安排了下半年的製作在九月，但現在歐洲疫情也很厲害，或會再傳回來，會不會變成今年度批的資助又取消呢？其實這些是不安的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