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政府通過「澳門基金會」向廣州暨南大學捐出一億人民幣，而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身兼暨南大學副董事長，被質疑「左手捐款、右手入袋」，並未有向公眾交代事件，引起市民不滿。
世安十年，現金分享由6,000元加碼至現時的10,000大元，還有政府每年這樣那樣的津貼與資助，維持了澳門這十年表面上的平穩，但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從未除根。
公共行政學者余永逸認為，崔世安政府以派發福利維持了穩定，但這模式也有其限制，加上政府諮詢若都動員建制去支持，容易造成社會對壘，認為這問題未必在下屆政府爆發，但亦值得留意。
維穩靠福利 也靠「撤回」
余永逸指，當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會產生很多民生方面的衝突與議題。澳門回歸之後高速發展所引來的社會矛盾、資源分配等問題——不論是民間或商界的利益上再分配——為新政府都是一種壓力。而崔世安上任這十年間，社會透過一些福利政策和迅速「撤回」民間反對的政策，維持了社會一定的穩定。
「理論上就是在用一些福利政策，去令到市民就算在想要的政策的層面上得不到（回應）時，仍可從經濟上的角度令到他們在第二方面得到一定的滿足。例如貧富懸殊的問題，可以透過現金分享或其他補貼，去讓市民可以用自己的一些資源去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是因為特區政府有足夠的資源之下可以做到這件事。很多其他政府未必有咁充裕的資源，可以用福利制度去令市民自行解決自己的問題。」
而「維穩」的另一招，是「撤得快」。「特首也沒說錯。他任內真的有些問題，例如離補法案、六百億基金問題等，他都撤回。某個程度去到一些狀況，他知道有些問題似乎會令公眾有很大反感，甚至很大反抗時，他懂得避重就輕，甚至不做。澳門政府管治一向如此。他提出的政策如面對很大阻力，他就不會去做。這就是特區政府一個管治的模式。」
派錢非萬能 政治動員或造就社會不穩
2014年，政府企圖通過「離補法案」，觸發二萬人上街及包圍立法會抗議。政府最後撤回法案。
但余永逸強調，這種模式目前雖然穩住了局面，但亦有其限制。「因為澳門社會越來越複雜。市民所需要的，不一定是從錢可以解決，或私人市場可以提供」，例如塞車問題。同時，福利未必能修補平日政府因政治動員而所造成的「裂痕」。
「公共政策的諮詢或制定的過程中，如政府用所謂政治動員的方式，去動員一些他既有的支持者，或所謂建制派去支持時，這會有所謂的政治對壘、對立的層面。」余永逸指，縱然政府每次提出政策時都得到建制派的支持，但同一時間其實亦令很多非建制派、或在那議題上反對政府的人士，積累了一定的不滿。「當社會越來越多人都因為政府不同的政策而覺得政府漠視他們的需要，特別是一些非物質性的需要時，這會造就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對政府不滿。最後當這些不同的人都走在一起，都指向政府的政策制定、制度不能吸納民意時，就會製造一個政治不穩。這是長遠的，但我們值得留意一個這樣的管治模式。」
「如果持續用（福利補償）這方法，去到某一天，政府的資源不足以令到市民可以透過私人市場獲取到他們所需要的服務，而政府亦用如此政治化的政策制定的過程去激發市民時，這可能長遠來說積累民怨。這是我會擔心的問題。但可幸的是，過去十年未去到一個爆炸的層面，但這我覺得是值得新政府留意的地方。」
有系統吸納民意 諮詢委員會不應是花瓶
確實，綜觀這十年間，社會曾多次批評政府的「政治動員」手法。2012年，澳門政改「加二加二加一百」方案諮詢期間，有指親建制社團涉嫌灌水製造逾萬份支持，有立法會議員當時亦批評，政改方案諮詢時有「奧巴馬、昂山素姬、客密龍」署名留意見，反映出諮詢中有水份；2015年，社文司擬拆愛都酒店，並引用街總被質疑有問題的民調，令公眾嘩然；新城規劃第三階段諮詢，工務局被指跟建置商會等六個社團領導在飯局上介紹規劃，佳餚美食伺候全由公家埋單，但當時專業人士及團體諮詢竟然史無前例一場都無；2016年，都市更新委員會名單出爐，因地產商背景成員佔大多數，被社會廣泛批評為地產黨主導，其中時任澳門建築置業商會理事長謝思訓的委任亦受到質疑……
類似的事例這十年間時有發生。諮詢不是沒有，但是否有廣納民意，聆聽不同聲音？對於澳門的諮詢組織問題，余永逸也提到，澳門有很多諮詢委員會，但諮詢委員會本身是否能傳達民意？而該意見真能反映一部分或大部分市民的考慮因素時，政府又怎樣回應？
「你出來的政策並不能夠完全，或很大部分地反映與配合民間的需要、民間意見時，這變成這機制只不過是一個花瓶。沒辦法落實得到我們賦予這機制所能做到的一些工作。」
「我們過去所提出的政策或考慮，都是從很經濟或很物質方面的發展方向去看，但隨着社會的發展，你會見到社會有很多不同意見，例如改善生活都不一定是經濟方面，可能是精神層面，甚至是一些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哪些不同的價值觀，甚至文化遺產的保育，這些都是非物質性的考慮點，而背後是在說澳門社會其實開始慢慢建立一些公共價值觀，或社會開始提出一些非物質性的需要。」「政府沒從其公共政策層面去看這社會的價值觀，仍然在用一些很舊式的，純粹是福利、經濟利益作為一些考慮點時，這會變成日後政府施政的盲點。」
學者余永逸。
「而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會帶動社會的多元化。如我們還用一個所謂『多數服從少數』的概念、漠視一些小眾的需要，而那些需要其實是一般人的價值取向、覺得需要考慮時，這會造就一種社會的撕裂，是一個小的鴻溝。」
矛盾不是不爆 而是未爆
余永逸指，這十年間，必然要肯定的是社會穩定。另邊廂，崔世安政府穩住了局面，同時亦為下屆政府延續了一些問題。「他很多問題沒處理，例如交通、房屋、這兩個最主軸的問題基本上沒很大地處理。這變成未來新一屆政府的一個問題。」留給下屆的也包括行政改革問題。「公務員對市民的態度是好了，但去到一些核心的問題時，即我們常說的跨部門合作那些問題，基本上從來都沒好好重視，或者好大力度去改善，都會令整個政府沒辦法很暢順地去完善一些政策去令市民滿意。」
他指，澳門社會潛藏的「危機」積存已久，未必會在未來五年爆發，但亦需要提出。「因為如我們不去正視這問題，我不知道這些問題會去到幾時會爆發出來。肯定的就是現在是穩定的，但在穩定的層面中，我們怎去預視未來的發展、現在潛藏的弱勢或挑戰，而我們怎去面對這些？政府知唔知，會唔會去改，還是沿用現在狀況繼續等運到？我當然會希望不是用等的態度去看，而是政府應做多些，慢慢令到這些不同的社會問題得到紓緩。我不敢說解決，這沒法去解決，而是紓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