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強硬修訂《逃犯條例》最終演變成國際事件。
香港政府強硬修訂《逃犯條例》最終演變成國際事件。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議員不但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法案，要求美國總統調查參與打壓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並拒絕入境美國；更有共和黨議員提出議案，要求修訂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令人擔心香港日後在關稅等方面不會繼續得到美國的優惠待遇。英國首相文翠珊開腔，指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必須尊重中英聯合聲明訂明香港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德國也表示，正審視若《逃犯條例》獲通過，現有與香港的引渡協議能否繼續執行。就連歐盟都發聲明，敦促特區政府展開深入、包容性的公眾諮詢。
是「外部勢力」在干預香港事務嗎？不見得。市場研究營商環境有所謂「PEST分析」，即從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科技（Technology）等方面綜合考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這全球一體化的大勢中，其社會及政治氣氛，早就是全球之事，並非單純的「香港內部事務」。既然外國企業與香港有商業往來，在香港也有投資，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國際迴響實屬合理，也應屬意料之中。
公眾與國際社會對修訂《逃犯條例》憂慮甚麼？雖然港府已表明政治犯不會被移交，但反對修訂的聲音直言，中國經常用非政治罪名去包裝事件，繼而拘捕政治犯。若修訂獲通過，任何入境香港的旅客都有機會被引渡回內地。記者如果在中國採訪政治敏感的新聞，回香港後亦有可能被人以各種理由引渡回內地。而內地的「公平審訊」及「中國式法治」一直以來都未能予人信心。港府企圖藉修訂《逃犯條例》強行自毀這道香港的「防火牆」，無疑是削弱了香港的獨特地位，也是削弱了「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有意見直言，現時香港的狀態「很清楚已背離了鄧小平剛剛設立、構思『一國兩制』時代的思想」。
而這「自毀防火牆」的舉動不獨香港獨有。另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澳門——也曾以「法外」形式將內地通緝犯移交大陸。2015年12月，澳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法案，涉及本澳與內地和香港及台灣的司法管轄區，處理包括逃犯移交等的司法協助安排，只是法案後來遭撤回。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當時解釋，三地法律體系差異相當大，特區政府須顧及區際間的協商安排，也要維持自身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協商工作有一定難度，所需時間亦較預期中長，故決定調整澳門內部立法工作的策略和進度，之後會再提交新法案。有意見認為，若然香港的《逃犯修例》成功修訂，澳門必隨其後。另有人擔心，若香港沒有成功，則澳門要加緊立法，作為「榜樣」。
眼看着香港今次修訂《逃犯條例》，台灣不少聲音直言不會接受「一國兩制」。諷刺的是，當初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也有「兩岸將來和平統一」的考慮在其中。現時港澳兩地顯然未有發揮「成功典範」的成用。
雖然港府態度已經軟化，但連日來政府漠視公眾聲音，警方不合理地使用過度武力鎮壓示威者，甚至向手無寸鐵的市民頭部開槍等，都已引起公眾及國際社會極度反感，直接撼動港府以後的管治威信。歸根究底，香港政府錯在太一意孤行，未能接納社會的多元意見，亦未能掌握公眾期望的香港是怎樣的香港。在由「國教」、「佔中」，到今次「反送中」；從土地議題、性別議題到人權議題，這些年來一切一切的訊號都非常清晰地顯示出香港人的心聲，只差政府有沒有聽見，有沒有認真處理。香港政府的處理失當，在於完全無視公眾，強推法例，亦值得澳門政府引以為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