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23歲的黃東，正值追求理想的最激情燃燒歲月，「我唔止自己係左仔，我本身就是来自左派家庭」，遇上了1989年這場由北京開始且影響力席捲中華大地的學運，正在廣州讀大學的他自是熱情投入。
在廣州，參與了遊行、到省府靜坐等行動，然後與幾個同學上京聲援北京學運，直到盤川用盡被迫返回澳門，時間是6月1日，內地形勢嚴峻，家人以經濟封鎖而被迫禁足不可再到內地，於是就在澳門繼續全情參與。就這樣，他親身經歷了在廣州、北京、澳門的民運過程，亦為此影響了他之後的人生路向。無疑，「八九」後的三十年，中國的民主之路更崎嶇艱難，但黃東始終堅信，中國未來定會跟上世界潮流，「或者我今生未必看到，但仍有信心。」
黃東現時為時事評論員和軍事評論員，他說因為來自左派家庭，從小就培養自己十分關心國事，故此大學時期就到廣州暨南大學讀書。 他坦言，慶幸能在那個時代上大陸讀書，因1979至198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以來，最自由開放、有民主成份的「黃金十年」。當年大學的開放進步氛圍，培養了他獨立思考，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
參與「八六學潮」的澳門人
學生時代的黃東，雖然不是學生組織的領導層，但亦十分踴躍地參與學生運動。1986年安徽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質疑當權者干預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而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則在翌年因黨內保守派施壓而被迫下台。 黃東表示，自己與另外一名香港同學是學校𥚃唯一參與過「八六學潮」的港澳人，「在胡耀邦下台後，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就上街遊行，而我們就在南方呼應。開頭我們借學生的基本權益如伙食、待遇等來回應合肥的行動，後來我們更直接去回應政治體制改革、反對官倒等議題。我們走出來貼大字報，但通常一日左右就會被撕掉。對我們來說，八六學潮讓我們累積了一些經驗。」
及至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一眾學生聚在當年暨大的電視室收看胡耀邦追悼會的直播。「當時我就在電視室碰到我的班主任，你眼望我眼，大家都明白發生什麼事。我跟他說，這件事我不會袖手旁觀。而他就叫我保重，說想不到港澳生都如此關心國事。無辦法，這就是我的天性。這樣，我就開始參與罷課，並全程參與學運。當時我只是個基層，沒有理會組織的事，當時大的遊行我都有參與，亦有去省政府門前靜坐，做義工、派東西、搞串連。」
時事評論員黃東當年在廣州參與民運
「空校行動」震驚港澳生
他憶述，在1989年5月中，曾經發生過兩次「空校行動」。當中，在半夜時有傳聞指坦克部隊帶著步兵在廣州城外集結，將會在早上七點鐘直奔大學區拘捕學生，許多港澳生聞言即迅速離開學校。 但黃東並沒有離開，且與幾個同學寫好遺書，準備與學校共存亡。「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見證這個大時代的事，不可以缺席。不論結果如何，我們都心甘情願。當時十分緊張，連電話都有監聽。而學校上空有飛機盤旋，監視大學區的動靜，外邊亦有便衣警察巡邏。」
究竟「空校行動」最終如何？黃東就指只是傳聞，當時沒有任何人被捕，「這就有如當年北京傳過很多次解放軍要入城的消息一樣。究竟（要走的同學）他們是不是太過害怕？這就見仁見智。但我們由細到大都是左仔意識，可以說是不識死的。而當年許多人的心態，都希望這一代人可以看到中國人有實質性的改變。」
親身上京參與民運感「震撼」
「空校行動」過後，5月下旬，黃東與數名同學赴京參與學運。他形容，抵埗後的第一印象是「震撼」：「震撼，起碼在可見的將來你都不會再見到，你也不會再見到，對上一次是文革，但那是動員出來的，而學運是自發出來的，竟在中共的眼下可以聚集到這麼多人。雖然見不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人，也看不到港澳新聞界人士，當時只是與北京的新聞界傾談過一會。而當時我們在北京只是盡過一分力、捐過一些錢，待所有盤川用盡，就在6月1日晚回到廣州。當時我身上只剩十元人民幣。」
之前黃東大概每個月或個半月回澳一次，然而自胡耀邦逝世後，他忙於參與運動，最後囊空如洗才惟有回澳。 之後，北京形勢愈加嚴峻，家人以經濟封鎖而被迫禁足不可再到內地，但他仍一直關注北京的局勢變化。 發生解放軍武力鎮壓天安門的那個晚上，他說，當晚自己與千千萬萬的人一樣一直沒有睡，整晚像傻了般對著電視看直播，「當時只懂得哭，全家人看電視看了整晚，成條街都是電視聲。」
六四事件過後，暨南大學透過暨大同學會下指令要求港澳生回校考試，否則整個學期就沒有分數。他回憶道，他的死黨在六四後的第二日已趕回廣州，準備在廣州發動大規模的示威，癱瘓海珠橋。但他的家人卻不讓他回去，繼續經濟封鎖，他亦擔心回去後會被人秋後算帳。其後暨大通過傳媒及同學會放風，宣稱不會對學生算帳後，他才於六月二十日回到學校。 「當時由參與程度不大的同學先上去觀察環境，再打電話來報信是否安全，才考慮如何決定下一步行動。雖然我不是組織策劃者，但我這種積極份子，面對分數壓力，只能跪低。」
參與澳門當年抗議北京軍事鎮壓學運的大遊行
當年對中國民主感樂觀
被問及當年對中國的前途看法？黃東表示，他是樂觀的，「我相信當年除了死硬派的支持者外，沒有人會對中國的前途不樂觀，與現在是完全相反的。當時會感到即使港澳回歸了也不用怕，很有希望，會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再也不是可遇不可求，甚至對鄧小平抱有很大希望。在那時來說，是看不到有任何一個人對此事是反對或反感的，廣州市民會主動地遞水遞食物，大學生始終不是錢多，很多時都是空著肚子，他們就會沿途或在靜坐時派發，就在省政府的門前坐到天黑。」 回憶當時在廣州參與民運的情況，他指當時廣州民運的訴求與北京一樣，都是反官倒、要求言論自由、中國要有民主、反對新聞封鎖等。「尤其是《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以前會覺得新聞不重要，反正是黨在控制。但那件事後，連新華社、官方媒體的記者都轉口風站在一起，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都拉橫額出去，你會覺得那種希望是十分大的。即使當年考慮的鎮壓也只是以為會用棍會拘捕，不會想到動用機槍坦克等打仗的工具。」
黃東仍保留三十年前在廣州參與學運時做糾察的臂章
六四播下民主種子
六四過後，黃東的心情十分沉重、鬱悶，「與當時許多人一樣，完全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結局，還有什麼希望呢？」但經過約十五年後，他開始慢慢接受這個現實，「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犧牲了，這是中國民主的代價，當然他們有許多十分無辜，但歷史就是如此，必然會付出這些代價。」 他認為，民主並非從天而降，不過亦不主張以革命的方式去改變，中國的統治集團管治了這麼久，要為其帶來撼動，必須體制內外連繫，缺一不可。
「我認為八九民運不是失敗，後來的香港雨傘運動亦不是失敗，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亦播下了許多民主的種子，終有一日這些種子會發芽，代價不會白白犧牲。」
八九民運成思想啟蒙
黃東亦指，「八九」整場運動的和平秩序及萬眾一心的狀態，只有在五年前澳門的「反離補」運動才能再次經歷，「雖然時空不同，但那種中國有希望、澳門有希望的感覺是一致的。沒有前面的啟蒙，五年前我又會否輕易地走出來？會有一種疑問。在民運的整個過程中，認識了許多無名無姓的人，大家一起討論國事及對時局的看法，激盪了許多火花及加深思想的層次，若你不參與大型的公民運動，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提升。既有行動，行動完後又帶來思想上的看法，促使你在行動上做更多的努力，正所謂理論和實際結合，這是一個十分好的受教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