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學派的討論中，最讓筆者震悚的部分是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所提出的「國家理論」：
「事實上，中國電影人從上世紀初拍攝電影開始就有了關於電影的理論思考，如20年代的『影戲說』、30年代的『軟性電影』理論⋯⋯然而，對當代中國電影產生了持久影響、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在當代中國電影中最重要的理論話語則是『國家理論』。所謂『國家理論』，廣義上可以指一切對電影和國家關係的理論思考。具體地說，是指主張把電影作為一種體現國家意志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電影本體論思考，它可以體現在電影批評、歷史研究和理論研究等各種形態中，但其核心原則是把電影功能和國家利益緊密相連，發展和建構起一套從社會功能出發的電影本體論思考。
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化，民族國家意識的強化，國家理論終於在世紀之交全面激活，並在21世紀初的中國電影研究中重新走向中心，並形成以下幾大主題：
1.當下中國電影理論和批評中關於『國家形象』的研究；
2.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民族性研究；
3.國家電影產業研究；
4.好萊塢電影對中國市場和對文化影響的研究；
5.中國電影『走出去』研究；
6.電影中的國家文化安全研究⋯⋯」
－－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摘自《電影藝術》雜誌2018年第2期 P.10-11
本體論（Ontology）又譯作存在論、存有論，是形而上學的一個基本分支，最先由十七世紀德國哲學家Goclenius提出，本體論探討存有本身，即一切事物的本質（essence），例如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有其他動物沒有的本質，例如理性、勇氣、道德等。電影本體論（Ontology of cinema）即探討電影的本質，最先由法國電影理論家André Bazin提出，他受到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影響，主張電影應該用世界自身的形象來重塑世界，探究哪一種電影形式能夠賦予更多「真實的可能性」。
上述提出「主張把電影作為一種體現國家意志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電影本體論思考⋯⋯核心原則是把電影功能和國家利益緊密相連⋯⋯」，這種論調不禁讓人聯想起二戰時期納粹政治形勢下的政治修辭和句式，對國家與民族的無限崇敬及上綱上線（事無大小都把問題提升到重大原則的高度），也讓筆者聯想到1935年納粹德國紀錄片《意志的勝利》與今天《厲害了，我的國》兩個紀錄片之間的極其相似性。
上述這種把「國家理論」嵌入電影之中的「中國式電影本體論」事實上是在「畫圈」，把一切對國家的反省或多元聲音都排除在外，企圖透過國家意志重新定義「中國電影」，這種由中國國家主體去定義世界、定義電影的論調，很容易落入一言堂效應，今天聽起來更像從樓梯間傳來的文革迴聲，身為電影學述研究者更是值得警惕。筆者認為有關電影中「國家形象」和「民族性」是一個互相對話的關係，而非全由自己去定義的，正如人們對美國電影中的美國形象之觀感，那是美國總統去要求荷里活打造出來的嗎？法國的電影理論家，有要求過導演如何去表述法國民族性嗎？比起建構所謂的「國家形象」，政府應該要做的是盡全力保障電影的創作自由，保障電影學術的研究自由，讓電影創作人和研究者能夠探討多元的主題，而非利用國家意志去干預創作及研究自由，事無大小都要與國家利益掛勾，只會畫地自限。
澳門科技大學的電影藝術研究院才成立不久，去年聖若瑟大學獲核准開設數碼電影學士學位課程，今年國內的厚益文化發展（國際）有限公司，捐出三千萬澳門元成立「澳門電影教育基金」去開辦「澳門國際電影學院」（澳門政府可能會撥地興建或投入公帑支持，用三千萬以小搏大？）澳門電影業發展才剛起步，電影理論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如果還處在嬰兒期的澳門電影研究就要加入中國電影學派的洪流中，很容易讓澳門本土的年輕電影研究者思想受限，有關電影史、電影美學、電影理論的認知與探索需要長時間、多角度去學習，不能只看國內編寫的電影史、美學與理論，也不能只留意國內的電影票房發展，澳門作為中西方文化交匯之地，更有條件比國內培育出更具國際視野的電影理論人才，如澳門真要成為國際城市、培養市民國際視野，就不能只把全部心力放在融入大灣區的狹窄視角之中，始終城市的資源及人才都有限。（4之2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