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不但是參選人的事，也是你與我的事。澳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黃素君，就用一個半小時，跟《論盡》上了一節公民課，我們獲益良多，也期望與讀者分享。
黃素君
年輕選民會否投票成疑問
黃素君對今屆選舉的初步印象是，參選人年輕化，參選人也明顯增加。至少，多了年輕人跑出來關心社會是好事。但對於投票率會否也年輕化，她有保留，認為暑假會讓年輕人熱情冷卻，很難說得準。
老師在選舉中其實是公民教育「中介人」
她覺得選舉是體現公民社會的表現之一，其實學校及老師有責任擔當「中介人」的角色，將選舉視為活生生的教材，向學生解讀民主、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根本就是一堂公民課，只是參與社會的層次不同。她質疑平日學校關心社會的方式，是否僅能限於賣旗和探訪老人院？認為那是「多慈善、少公益、未見公義」的社會參與而已。黃素君假設：感受（第一級）；參與（第二級）；反思（第三級）；行動（第四級）；進一步行動（第五級）的話，賣旗和探訪老人院，可能只有第一至第二級的層次，當中未必有改變學生的人生觀，更莫說反思和改變整個社會。
另一個老師要解讀民主和選舉的更重要原因，是因為新生代總會接觸到社會發生的事，包括社會運動、選舉狀況、警民衝突等，社會進步是很緩慢的，黃素君借用菲律賓科拉桑「不流血革命」的例子反問，「為何經常見到澳門的衝突或碰撞，這是否唯一方式爭取民主嗎？」當學生見到這些景象，他們會找誰求證？作為老師，如果都拒絕作出指引和解讀，學生可能誤以為，關心社會和爭取民主的人，涉及暴力的舉動就是唯一的方法…… 其實簡單至幼稚園選班長，或者大學生爭取支持，都可以是民主選舉！甚麼叫民主？有名如蒙特梭利教育法，都提倡每次入教室雩翽肏堨葖摒龤A意思是「今堂我們認識水果，好不好？」如果學生不同意，那該課就不教學生認識水果，然後商量學習些甚麼。但黃素君坦言，「現在學校用教科書，除了商品化，老師只依教科書去教，很大可能『夾硬嚟』，你唔鍾意都無得揀！」
她重申，民主不是只通過選舉去表達，選舉只是反映了「社會是共同擁有」的重要性。而即使有參與的行為，亦未必就反映民主，到底距離民主有多遠？如果欠缺了中介人去幫助理解，新生代很難消化。
「老師似做緊新聞報道員，卻帶不出深層思考」
她提到透過社會作為公民課的重要性在於兩點：
１）這跟澳門有甚麼關係？２）澳門跟全球又有甚麼關係？
她舉例汶川地震，老師呼籲學生捐錢同時，有無推動學生思考，捐款的理由和運用？因為這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不單是地方的事。她承認現階段很多學校做得不理想，即使有大學提倡義教學習，有時也是「好心做壞事」，因為內容可能是「義教三日，卻玩足十日」，又或者前期準備及活動後檢討都做不夠，結果無反思就無價值重組，變相失卻義教意義。
悲澳門，「走在前，落在後」
剛從西班牙旅遊回來的黃素君，有感港澳地區同樣出現「科技走在前，但很多事情卻落後」的情況，她引述在西班牙常常見到一家大小，沒有只顧著電子產品，而是一起去享受與大自然接觸，令她印象深刻。
太功利主義不好
她相信學校並沒有剔除社會服務，但似乎導向都偏向功利考量：「計不計分的？點計成績？不計分的話，學生投入感不大，家長又會想，做完若確保不到小朋友考到大學，有時間不如學琴算了……做甚麼都要有助升學，單一論述，功利主義，無用就不做。」
老師才是最不願長大的一群？
她指出其實在澳門，普遍老師關心社會的態度都比較疏離，「甚至本身老師就是比較保守的那群人才入行！」她曾經跟修讀教育專業的學生進行非正式統計，發現八成老師自認是「乖的人」，「幾乎無人留過班」，問到他們「點解會做老師？」一般都會有以下非常有趣的答案：「因為覺得學校無咁多複雜的事情」。黃素君笑道：「這可能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但若然植根在學生，跟他出來社會所遇到的有很大衝突，坦白點說就是，很多做老師的無法接受現實，永遠不願意長大！」
老師擔起太多無形枷鎖
不過，黃素君感慨，社會對老師附註很多枷鎖，「甘老師事件」，「林老師事件」，她覺得社會彷彿在塑造一種「做老師就不能有自己」的刻板印象。特別當涉及參與社會運動時，校方會有很多制肘；動不動將老師介定為「激進」，她認為這「完全是侵犯老師參與社會的公民權利」，而且會不斷循環，要求老師「循規蹈矩」，例如只能賣旗，但探討賣旗的社會公義就等於「激」了，甚至部分學校管理層，都會框框老師的私人生活，直接影響老師的教學任務，以「複製」和滿足校方期望。
學校的存在為了甚麼？
黃素君眼見越來越多學校，只重視考大學排名、學生課業、校際比賽，她反問：「這些比培育公民更重要嗎？」她擔心，最後公民教育只是堂而皇之的學科，卻反映不到在學生的生活當中，她認為影響應該由教育做起，這個就需要突破！
她留意到，近來參與社事務的年輕人，大部分由台灣回來。她覺得因為本澳現時社會傳統較保守，趁現時繁榮穩定、有資源，她鼓勵年輕人應往外跑，勿戀棧澳門的方便。若然條件不允許，她相信學校亦可多邀請來自外地的人回來分享經驗和見聞，旨在讓本澳學生多點衝擊。02年她曾經向一班中五中六的學生做有關升學意願的問卷，發現大部分選擇留澳升學的原因很簡單──「可以做兼職、可以近屋企」，甚至連做父母的也期望子女留澳升學。
對此，黃素君很擔憂，慨嘆澳門人不知將高等教育視作甚麼，她舉例：「如果你要嫁Ａ君，係因為佢架車，那麼你是嫁俾架車！你選擇留澳升大學，因為要做兼職，那麼即是兼職是大學，大學係兼職！」她由衷希望日後澳大徹底遷往橫琴後，真的可以有助學生專心學習，因為她相信四年大學如果學得不好，將來學生不會回頭再打開書本，所以四年時間應該全心全意投入學習。
「公務員唔代表你無ＳＡＹ！」
除了學校、家長和學生，黃素君有感，公務員學做好公民也是尤其重要。
她指出香港回歸前，公務員需要「政治中立」，意思是不能夠利用公務員的位份，影響其他人的投票意向，「但關鍵是，這並不代表公務員就無ＳＡＹ！」。
相對而言，黃素君覺得澳門人，一旦成為公務員，就會被公務員整個包袱的身份「綁架」，從而連本身「公民的身份」都失掉。她憶述多年前一次六四燭光集會，有同事見到我出席憑弔，就表示其實有公務員上司向下屬表明「不要去，會有人影相」，黃素君直言這根本就是「白色恐怖」。她認為自己憑弔六四的出發點，跟賈梅士日六月十日葡國人去記念憑弔的動機相若。她形容「現政府將這些視為對立，而公務員正服務現政府，所以公務員解讀為，不能超越公務員以外（自己也是公民）的身份」，反而並不正常。
你是公務員 你也是公民
「如何做到強而有力的政府，公務員整體對公民社會的建構、對自己做的公務有較多理解，事實上並無衝突，作為公民跟做公務員本應無衝突！你在街上吃雪糕跟你喺公務員為何會有衝突？」
不過，黃素君理解，這部分有待政府內部民主意識得到較多共同理念才能做到，也靠多管齊下才行。她強調，若民主被介定為學術，太遙遠，但民主是很生活的，是對人的尊重。「即使不接受，不代表不存在，道理類同性教育，因為資訊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的，要正視如何解讀，可以是很好的教材，提升每個人的批判思維。」
為何要通過選舉？為何要少數服從多數？
如果老師真的向學生探討選舉，黃素君建議，可以刺激學生思考，為何要通過選舉這個方法，同時探討為何要少數服從多數，「照道理其實也是一種合法的暴力，我認得有學生問，立法會的組成，為何代表教育的沒有多少個，但代表商界的反而那麼多？」，這讓我們反思，「社會的大多數」其實在指甚麼？
選舉，只要你是持份者！
選舉每四年一次，以此作為公民課題材，亦通常是一次性，對學生的衝擊，還有沒有其他可以配合延續？黃素君以海星學校為例，校方曾經嘗試讓學生參與修改校規，以及票選校服設計；她認為每個地方，只要嘗試思考持份者有否參與的機會，機會就會有。
但她亦承認，現時大部分學校，特別是規模大的學校，都傾向採取「行政主導」，持份者無參與權；學生無參與權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人際關係疏離，學生德育培育不理想，很多認知都只流於「知道」的層面，沒有討論。
愛校、參與和認識，是三回事
對於有學校動員學生幫忙選舉拉票，黃素君認為是「軟性催眠」。她覺得學校有責任讓學生區分愛校、參與選舉和認識選舉，是三回事。有些學生因為愛校，就會幫忙，但未必知道為何要幫，同樣，幫忙了又不一定合乎公義。久而久之，她擔憂一旦讓學生確信為真理就是問題，因為學生愛校只證明了學校某方面的成功，但學校卻沒有肩負起將選舉意義陳述的責任。
她又相信，可能學校會以「入到議會就能代表學生爭取利益」為由來說服學生，但她認為，如果這是呼籲學生參與選舉的唯一動機的話，這不但是功利化，同時是弱化和扭曲了選舉意義。
一切就由今屆選舉開始
黃素君表示，由今屆選舉開始，校方和老師都可以思考，如何通過四年立法會，讓學生認識公民權利和基本法；她覺得基本法推廣委員會與其定期派發小冊子，不如考慮先從學生角度出發，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權利，例如兒童權利公約。
整體上，她建議澳門亦應當參與一些國際公民計劃，了解澳門學生的公民素質到甚麼水平，無須對國際資料或報告太過抗拒，因為每個地區總有不同的區情。而這一切，就率先應從教師培訓做起。作為老師，黃素君堅信，應該要認識國際兒童公約，「因為十八歲以下的都在妳手上！」讓老師關心其教學、亦關心學生的人權多一些。
最後，黃素君認為民主、權利、公約等議題，政府不應該害怕，反而更應給予多點支援，若老師設計相關議題的教材，可借鏡其他地方的發展；學校則應該思考學校的本質，「到底培養有用的公民，是否等於只會讀書的學生？品德及公民教育應該放在甚麼位置？」現時「怪獸家長」的出現，是基於對學校的不信任，但家長的想法，是否就等於教育應有的想法？黃素君認為值得深思。而學校本身，也是家長教育的基地，所以學校可以好好利用渠道，讓家長對學校教育多點認識。同樣，社會企業有責任讓員工成長，持續教育也應該由政府帶頭做起；她同時寄望，媒體對新議會作好監督，成為公民活生生的教材。
展望澳門的未來，黃素君說：「我不是那麼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