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前澳門文化局長吳衛鳴退休轉為梁曉鳴，到12月再由謝慶茜就職上任，一年內經歷三任局長，在行政效率一向緩慢的澳門如此快速地更換局長極為罕見，讓人產生諸多猜測亦是情理之中，政府自我感覺公開透明，但卻無法安撫市民的疑慮。謝慶茜是否有資格接任局長？文化局的職能到底是甚麼？
2017年2月前澳門文化局長吳衛鳴退休轉為梁曉鳴，到12月再由謝慶茜就職上任。
謝慶茜接任文化局長，再次突顯制度荒謬性
根據《基本法》第50條，以及第14／2009號法律、第15／2009號法律及第26／2009號行政法規的適用條文規定，全澳公務人員，包括領導及主管人員的任免與紀律懲戒權都集中在行政長官手上，換言之，只要行政長官喜歡，任何公務員都可以當上文化局長，因此無需討論謝慶茜有沒有資格，又例如行政公職局局長是「企業管理」，副局長是「商務」及「中葡翻譯」，與公共行政管理專業無關；統計局局長是「公共行政管理」，不懂統計；勞工局局長是「工程」，不懂勞工事務；身份證明局局長是「計算機工程」專業，不懂行政管理；教青局局長不通教育行政；房屋局局長是「電機工程」專業，不懂土木工程；民署管委主席讀「體育運動」，卻掌管市政民生等等。一切官員的任免由行政長官說了算！漠視部門職能的專業性，這正是澳門法律制度的荒謬性，如此滯後的管治思維，跟不上世界各地越趨專業的時代發展。
澳門政府以財政年度作為預算運用的單位，文化局今年的所有活動預算，早於去年其實已經安排好，因此，謝慶茜首年上任的所有活動，其實前任早已安排妥當，如果她有任何想做的事情都要等到2019年才能實踐。
文化局舉辦活動資金來源於文化基金，如果超過50萬則必須獲得司長同意，因此，謝慶茜如果有什麼偉大構想，也必須獲得社文司的許可才能實現，這就是坊間一直談論的「長官意志」，所以文化局長真的是任何人都能當，假設謝慶茜只懂管理，沒有「藝術行政」或「藝術管理」方面的專門知識，也欠缺文化藝術經營方面的實踐經驗，其實通通都無所謂，只要她「夠聽話」就好了，至於長遠的文化政策、藝術發展、基礎藝術教育與文化紮根等文化局該有的專業職能，就交給親政府的文化藝術社團或個人去做就好了，如果文化局長欠缺文化素養、不去了解民間社團，基本連什麼藝文社團能做什麼，或者分辨不出哪社團是資源騙子，這將會是黑暗時代的開端，局長當然責無旁貸，更是荒謬法制下的幫兇。
如果文化局長欠缺文化素養、不去了解民間社團，基本連什麼藝文社團能做什麼，或者分辨不出哪社團是資源騙子，這將會是黑暗時代的開端，局長當然責無旁貸，更是荒謬法制下的幫兇。
落伍的價值觀扭曲了文化局職能
世界各地政府設立文化部門主要的職能是為了制定文化政策，政策即是一個大方向、主導方針。歐美各國太遠的不談，在亞洲地區、兩岸四地而言，文化政策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架構出鼓勵文化藝術創作的環境和條件，並努力為藝術家或文化人建構出各種表達的渠道和平台，讓創作人、藝評人、大眾市民和商業機構都能參與進來，並努力保持整個藝文生態的平衡，當中亦包括保障創作自由和表達的權利，最後就是作品或藝術成果的維護、推廣及保存，讓後世可以在今天累積下來的藝術成果中獲得養分，繼續成長。但在澳門這特殊環境之下，文化局還多了保護歷史建築、維護世界遺產的職能（其他國家地區多由歷史文物部門負責）。
另外，澳門政府一向以量化數據作為成果或政績的扭曲觀念，使澳門的文化藝術活動以數量多少、票房數字多少、參與人數多少等作為成果指標，促使澳門的文化活動大多只重視一次性的大型活動，而且人潮越多越好，直接誤導了市民、媒體，甚至政府自己和外地人，以為大搞城市節慶活動就等於推動了文化藝術，這是相當落後、錯誤和必須糾正的觀念。
當中主流媒體成了幫兇，主流媒體一直暗地裡向大眾灌輸「只要能吸引旅客來澳消費」等活動都是好的，其實「吸引旅客來澳消費」這個觀念已經相當落後，也違反了中央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願望，過多的旅客更是推高物價、樓價、店舖租金（趕絕老店），造成塞車、罪案和市民生活質素下降的元兇，當救護車和醫院都塞滿旅客的時候，本地人只好死在塞車的路上了。
文化部門有自己獨特的專業職能和使命，自然不能以純粹的經濟效益、參與人數來衡量文化局的績效，是次「文化局大地震」的焦點不在於是否由文化人當局長，而應該讓政府高層、主流媒體和市民大眾多去思考澳門的文化政策走向、多思考如何將文化及藝術整合於公共管理體系內的問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