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發生了鄧桂思女士的肝臟移植事件，其發展路向一直備受社會關注，原本只是一宗急性肝衰竭、需要接受移植方可延續生命的醫療事件，卻隨著救援時間，在拯救鄧女士生命的同時，背後越來越多問題被揭發，亦反映出現時在香港，相關事件動搖了器官捐贈人士的信心。
在我來說，整件事可以說峰迴路轉！先是鄧女士急性肝衰竭，在有限時間內要找到和她吻合的肝臟，又要和死神搏鬥；本來長女願意捐出肝臟給母親，可惜香港現行法例不允許未滿18歲人士作器官捐贈，最諷刺是就算出生年份上勉強算18歲，但小妮子未過生日仍不被視為滿18週歲，所以小妮子在記招上雖一再強調，絕對清楚、明白作為捐贈者之後可能要面對的風險，而在法律和人情之間，瑪麗醫院負責鄧女士的移植團隊仍堅持說：「不！」其後負責手術的港大外科學系肝臟移植科主任盧寵茂亦對外表明，不接受未成年人士作為捐贈者，主要是保障他們的自身權益。在眾人徬徨無助之際，一名年輕、健康且和鄧女士一家人素未謀面的女OL，無私地將自己半邊肝臟捐贈出來。在眾志成城下，所有事情理應按照治療計劃進行，捐贈或受贈人的身體情況將會一步一步穩定下來。但直到OL出院了，鄧女士在接受新肝臟後接連出現血管通路、腎衰竭及需用呼吸機呼吸等一連串危殆問題，從沒有脫離過危險期。最壞的消息是，那位年輕OL的肝臟運作了僅一個星期便宣告失效(棄置)，須摘除再轉用另一個屍肝植入，卻仍未能助鄧女士脫險。
在進行第二次屍肝移植手術時，社會均為OL可惜，認為她原本不需要接受這個大手術奉獻出重要的肝臟，個別甚至質疑首次的捐贈手術「浪費了」人家大好肝臟！算「浪費」嗎？我的看法：未必！沒有OL的肝臟，鄧女士在緊急關頭隨時過了彩虹橋當天使！所以不能說「浪費了」人家的好東西。看事物、事件或者人的品性、處事作風，從來都要以立體的、多角度的方向切入去了解各方面的原因，不能以單向思維處理。轉換另一個角度，正如盧寵茂所言，沒有OL的肝臟，就不能延續鄧女士的生命，亦不會有第二個(屍)肝臟出現。惟社會質疑聲音仍然此起彼落，可幸鄧女士家的小妮子一直以堅強態度面對。
此外令人恩惠的是，因為OL的無私奉獻，在香港，讓本來自願在身故後捐贈器官的登記一下子攀升，由每年約有2萬人的登記，急升至由去年六月至今年五月十三號為止的約5萬人。可惜之後聯合醫院「漏藥門」事件，竟然有人在網上發起「集體拒捐」行動，隔天(即五月十四號)出現了取消器官捐贈登記申請急升，據香港衛生署數據顯示，由二零一七年五月六號至十一號，六日裡收到二百四十七個取消登記的申請，遠超於對上一周的十一個。當中原因為何實在無從得知，亦不想揣測，但我想表達的是，現時粗略估計，在香港輪候移植的人約有二千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得知因「漏藥門」之後立即取消登記，我心頭即時涼了一截。
本來要輪候多少年，這些年裡是否有和自己吻合的器官，過程中存在很多未知數，我常說平常心面對，就是印正了可能我會等到，最壞打算大不了可能我等不到，最終因為慢性腎衰竭或引起的併發症而死去，這是一個我必須面對，且過不久就要再深思的問題。雖然香港的醫療事故，大大小小每年都在發生，但不至於全屬器官移植範疇吧？我相信，鄧女士事件只是所有醫療事故裡較為特殊的個案而已，不能為將來所有器官移植的手術或術後恢復情況劃等號。既然在眾多的醫療事故中，器官移植並非恆常出現狀況的項目，又何須因為個別事件而影響到他日身故後，可能、甚至不會發生的事情而擔驚受怕，糟蹋了一個可以幫助別人的機會？
另一方面，因為香港的器官捐贈登記屬自願性質，不似歐洲部分國家，採用身故後且沒有任何異議下便摘除合用器官的「自願默許」機制。只能說，站在病友角度，我們是一班每天都在等待和輪候器官移植的病人，因此願意登記或登記後再取消，個人來說都會尊重，不過我自己就不會取消登記，「施比受更有福」，就算最後只剩下一對眼角膜，能幫到別人算是我的福份。(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