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文停職喇！」譚偉文被停職的消息在17號晚公佈，熱心網友隨即懷著前線將士回鄉報捷的心情，奔走各大時事網站傳遞此福音喜訊。過節般的氣氛，迅速在網上蔓延開去。
「邊個喺譚偉文?」當晚正和我一起吃飯的朋友，困惑地看著手機上的新聞訊息，「點解要停佢職?」這問題及時提醒了我，原來，儘管譚偉文停職的status在臉書上洗了好幾小時的版，這眾聲喧嘩的熱鬧景象所掩蓋了的，是一大群「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云云眾生。
這云云眾生的疑惑，早就被知識份子的聲音所掩蓋。報紙上寫滿了專家、學者和時事評論員的意見，情緒化的工會和同鄉會份子則往往被記者厭棄。記得在某次工會記招上，一位語帶鄉音的老婆婆眼泛淚光地質問政府為何不批准她的超齡子女來澳團聚—可惜，早在她把話說完前，記者們就散去了，臉上飽含著極端的不屑。
對這位老婆婆來說，墓地門肯定不及家庭團聚重要，至於譚偉文—即使她知道是誰，也肯定是遙遠得像另一個星球上的人；而即使她真想要如知識份子般關心民主、法治和廉潔，並就這些議題發聲，也會發覺自己不得其門而入—她消化不了報紙上那嚴肅艱澀的用語，也不敢踏入那些在劇場實驗室、大學會議廳或文化中心舉行的公共議題講座和研討會，最終使這些原本極富有公民教育意義的活動淪為文青自導自演的集體心理治療。
近幾年來，本澳湧現了不少知識份子，但在眾聲喧嘩、群學爭鳴的同時又是否有留給普羅大眾去發問、去回應、去表達的空間？知識份子是大眾的一份子，但不應自以為能代表大眾。他們有責任去聆聽、轉達和回應其他的社會群體—特別是那些不善辭令和缺乏學識的群體，而不是用自己的聲音去掩蓋他們的。如果知識份子無法把自己所關心的公共議題與大眾的訴求連結在一起，那麼，再偉大的公共議題，都只能在知識份子之間「悶燒」，亦只夠供他們自己取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