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在俾利喇街行走時，街上看到是車水馬龍的馬路，以及密集的高樓大廈，它是一條典型的城市街道。不過，在這條單調的街道上，卻存在著一座不一樣的建築物，那就是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然而，修院地段將會改建為聖心中學幼稚園，而部份建築會被拆卸。百年修院的命運引來社會大眾的討論……
短暫的辦學歲月
「騰芳」的大門及圍牆是唐家花園僅有的痕跡，這座花園與娛園和張園合稱「澳門三大花園」。
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的歷史始於1907年，擁有百多年歷史，但在聖堂和修院創立以前，這裡最初是昔日望廈村的鄉郊田野。在清末，港澳富商唐麗泉購置土地，建造豪華的「唐家花園」，但自唐氏逝世後，家族開始沒落，花園大部份土地由澳門教會佔有。當年風光一時的花園，現在已經難以尋找它的痕跡，唯一留下來的僅是「騰芳」的大門及一小段的圍牆。
唐家花園被教會佔據後，教會在此建造望廈方濟各堂和牧民中心，由耶穌會的高美士（Adriano de Souza Gomes）神父負責。1907年3月12日，澳門主教鮑理諾（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為望廈方濟各堂進行剪綵儀式。不過，早在教堂開幕前，嘉諾撒仁愛女修會（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已經在旁邊創辦「望廈聖方濟各學校」，以及她們的修院。
自1874年，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抵達澳門後，她們便積極推動教育事業，不僅在澳門，也率先在氹仔和路環創辦學校，可謂澳門早期教育發展的先鋒。望廈聖方濟各學校是修會屬下眾多學校之一，主要以女童為學生。在重男輕女的風氣下，嘉諾撒修女卻開辦多所女子學校，不但收養被遺棄的孤女，更提供教育的機會，使她們成為深得民心的辦學組織。
可惜，葡萄牙在1910年10月5日爆發革命，推翻君主政權，而新政府要求澳門驅逐教士，而嘉諾撒修女也成為驅逐的對象。後來政府允許她們留在澳門，繼續經營學校，但望廈聖方濟各學校卻關閉了，在仇教風暴中結束短暫的辦學歲月。
亂世中的育嬰堂
1952年的望廈育嬰堂（圖片來源：《澳門影集：城市回憶錄》）
眾所周知，嘉諾撒修院又稱為「育嬰堂」（Asilo da Santa Infância）。在二十世紀初期，人們的生活非常貧苦，一些父母甚至連養育孩子也做不到，於是他們選擇把自己的孩子遺棄給教會，讓他們負責照顧，而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是其中一個負責育嬰的機構。
自聖方濟各學校關閉後，望廈嘉諾撒修院開始肩負育嬰工作，但早期育嬰堂以醫療嬰孩疾病為主，也提供留院服務。育嬰堂由外籍醫生擔任主診，而修女們則照顧患病的兒童，隨著服務的需求增加，育嬰堂在1938年進行重建。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難民逃至澳門，使人們生活更加困苦，棄嬰的情況相當嚴重。僅在十天內，修會即收養棄兒約117名，每月平均達200餘人。望廈嘉諾撒修院是當時棄嬰的「重災區」，嬰孩的父母把孩子放在育嬰堂門前，待修女們接收棄嬰後，轉交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屬下育嬰堂或托兒所收養。
戰後，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再次重建，並於1951年12月3日落成，在當時的羅若望主教（João de Deus Ramalho）見證下揭幕。重建後的修院擴大服務範圍。育嬰堂開始收容無父母的嬰孩或棄嬰，並予以撫養。同時，育嬰堂旁邊也設有一家救濟院，為弱勢社群服務，而嘉諾撒修院在1973年加建殘障及弱智人士住所。
隨著嬰孩的長大，望廈育嬰堂的人數減少，但修會的安老服務卻需要增加，1976年，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把育嬰堂改為聖方濟各老人院，使育嬰堂成為修院的歷史。
與明愛的慈善工作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嘉諾撒修院從育嬰堂改建為望廈聖方濟各老人院，後在1988年交給澳門明愛接辦。
改為望廈聖方濟各老人院後，修院的服務並未因此而減少，憑著完善的設備，老人院成為當時澳門政府唯一承認的合格療養院。在同一時期，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也在路環設有嘉諾撒瑪大肋納老人院，但由於安老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修會在1985年把部分老人遷入路環老人院，並在1988年把望廈聖方濟各老人院交給澳門明愛接辦。
另外，嘉諾撒仁慈女修會也在1990年6月把望廈修院的土地，借給明愛的「庇道職業先修學校」，在修院的花園建造新校舍，並於1992年落成。直到現時，澳門庇道學校依然沿用嘉諾撒修院的土地。不過，修院在上個月開始展開工程，將會把原來的修院重建為嘉諾撒聖心中學幼稚園，揭開百年修院的新一頁。
過渡的教堂建築
拆卸前最後一刻的嘉諾撒修院
現時工程的部份，以位於俾利喇街116至120號的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最為珍貴。兩座建築物都建於1951年，由著名的旅澳意大利建築師——夏剛志（Oseo Acconci）設計，而當時不少教會建築都交由他負責設計或建造。
夏氏設計的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屬於新古典風格（Neo-classic）的建築。聖方濟各堂的平面呈拉丁十字形，而立面則為簡化的巴西利卡式（Basilica）立面。嘉諾撒修院主體為兩層，中部為三層，為券廊式建築造型，室內則已全為現代裝飾風格。兩座建築物都是磚牆與鋼筋混凝土混合結構，外牆表面用米黃色塗料粉刷。教堂與修院由後加建的單層房屋相連，但現時建築已被拆卸。
夏剛志設計的望廈聖方濟各堂，是二十世紀初期教堂建築向現代主義建築過渡的一個案例。
簡化的古典裝飾及造型、採用近代的建築材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教堂建築的特色，而在六十年代後建造的教堂均屬於現代主義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打破了傳統教堂的設計。因此，建造於五十年代的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是二十世紀初期教堂建築向現代主義建築過渡的一個案例。
瓦礫下的價值與未來
部份修院建築被拆卸
總括而言，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擁有重要的歷史和社會價值，以及不可忽略的建築價值。它們不僅在於具有上百年的歷史，而且印證澳門天主教會近代的發展，以及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本地教育、慈善事務上的重要貢獻。聖堂和育嬰堂亦是很多居民的集體回憶，而現時聖堂依然維繫著教會及堂區教友之間的關係。至於建築方面，雖然這類的教會建築並非罕見，但作為過渡至現代主義建築的案例，它具有建築價值。
工程在展開時引起公眾的關注，經過了解後，工程將會拆卸嘉諾撒修院的部分建築，用作興建三十二米高的新校舍，而聖堂、修院立面、「騰芳」和六棵大樹等體現歷史價值之元素將會被保留，但無可否認，拆卸部份修院將會對其建築價值造成一定影響，即使立面被保留，它的原來結構和佈局已經產生改變。另外，新校舍會否影響原修院的外觀，以及街區的景觀？這點確實讓人提出疑問。
不過，對於修院土地重新用作學校，筆者並不反對這一新用途，修院已經近乎停用多年，讓它再利用於教育用途也是合理。畢竟文物保護的目的不僅保留建築，更是維持及增高其文物價值及文化意義，讓這座百年修院再次投入社會作出貢獻，總比把它當作紀念物，不是來得更有意義嗎？
《文遺法》的盲點
當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展開工程時，不少人關注兩座歷史建築的拆與留問題，也懷疑年初通過的《文化遺產保護法》（簡稱《文遺法》）在文物保護上的效力。在法律層面上，《文遺法》雖然較澳葡時代的相關法律全面，但事件中聖堂及修院並未被列入「被評定的不動產」，所以建築不受《文遺法》的保護，這可說是新法的盲點。
除了之外，今次工程也涉及文物保護中老生常談的爭議——文物的公眾利益與擁有者的權益。在澳門，不論是古老住宅、工業遺址、百年校舍，還是像嘉諾撒修院的教會建築，很多文物和歷史建築都屬於私人業權，一旦擁有人進行巨大影響的工程時，當局能否及時進行介入及採取保護措施，特別是未列入保護清單的歷史建築。即使嘉諾撒仁慈女修會事前主動諮詢文化局，降低工程對文物的影響，但難保其他歷史建築擁有人亦會向當局進行諮詢或進行文物影響評估，履行文物擁有人的義務。
另一方面，《文遺法》也缺乏類此香港和台灣的「暫定古蹟」機制，當出現如均益炮竹公司遺址拆卸、望廈聖方濟各堂及嘉諾撒修院改建等，引起公眾關注的文物保護議題，當局能否把該建築列為「暫定古蹟」，待詳細評估及制定保護措施才解除？至於文化局在完成文物普查工作及更新的「被評定的不動產」清單出台前，亦能否先設立一份臨時清單，把具有文物價值的歷史建築劃入清單內，保護它們免受影響或破壞？這點確實值得商議。
後記
在拆卸工程展開後，筆者來到望廈聖方濟各堂攝影。這時，一位教友在旁邊說：「早應該來拍照，現在已經拆掉，拍照也沒有意思……」此刻，我並沒有打算回答辯解，因為我不過是其中一個「悼念者」，在消失前看它最後一面。
參考資料：
《澳門憲報》（1911年1月28日第4號）。
大眾報（1959）。《澳門工商年鑑 第三回（1958 – 1959）》。澳門：大眾報。
大眾報（1977）。《澳門工商年鑑 第十三回（1975 – 1977）》。澳門：大眾報。
王文達（1999年）。《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
Jorge, C. & Coelho, R. B. (2005). Album Macau: Memoria da Cidade.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8年）。《澳門史新編（第四册）》。澳門：澳門基金會。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9年）。《澳門編年史：第四卷 清後期（1845 – 1911）》 。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吳志良、金國平與湯開建（2009年）。《澳門編年史：第五卷 民國時期（1912 – 1949）》 。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
呂志鵬與黃健威（2009年）。《澳門天主教堂》。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劉覺先與陳澤成（2010）。《澳門建築文化遺產》。中國：東南大學出版社。
何江西（2014 年6月13日）。《姑娘堂前的嬰兒籃》，《澳門日報》。澳門：澳門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