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公投」一星期，兩波拘捕行動越演越烈。一是針對票站工作人員，一是針對《愛瞞傳媒》記者，官方的執法理據、行使偵查權的適當性，在民間受到強烈質疑。有法律工作者直言，對澳門法治的前景感到悲觀，「民間公投」官方眾口一辭咬定是「非法」之說，妄顧終院判辭，濫用私隱條例提告，對澳門人權、法治都是危險的事，他們都憂慮類似的濫捕、濫訴行動「陸續有來」。
《愛瞞》因為一張圖片被控「濫用標誌罪」，司警聲稱相片上的警局標誌「明顯誤導」市民以為司警撐「民間公投」，嚴重損害官方標誌的嚴肅性、權威性。事件一出，在坊間引起爆炸性的迴響，不少市民都認為難以理解。有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工作者表示，法律上確有灰色地帶和斟酌空間，司警局認為自己聲譽受損，作為「受害人」有權提告。當然，最後是否入罪要看司法機關裁決，目前仍然言之尚早。
司警指《愛瞞》臉書專頁上載一張圖片涉嫌濫用司警標誌，當局否認針對「民間公投」選擇性執法。
告《愛瞞》 為揪出拍照警員
反離補運動期間，也有不少公職人員上載工作證，連同反對「高官自肥」等抗議標語，表達自己對事件的態度，但警方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認為，從法律角度上，兩種相片的性質是一樣的，他不評論警方的執法動機。只是指出，即使以往警方未採取過法律行動，不代表他們無權提告；即使這宗案件不入罪，執法部門將來都有權再拘捕、再提告，對一般市民來說，確是帶有一定法律風險。
至於為何會引用「濫用標誌罪」，他分析，按照法律原文的表述，主要是針對拍攝這張圖片、使用這張工作證的人，到底是否警員？這張工作證是真還是假？這個人到底又是誰？警方向《愛瞞》提告，理論上是用不到這條「濫用標誌罪」，但在找不到這名「當事人」的情況下，只能追究上載圖片的人，或從他們口中查出這名拍攝者、證件持有人的身份。
濫捕濫訴成風 律師：亂晒龍！
另一個同樣引發爭議的例子是，官方用私隱條例想找民間公投的「痛腳」。另一名執業律師直言「莫名其妙」，現在完全「亂晒龍」，「其實只係民意調查，現在又不是要用這方式來選特首，『民間公投』的對象是普通市民，他們根本無權選特首，並不是那四百個。如果這活動蓄意阻止、擾亂選舉進行，那就有問題，但現在根本不是這樣。」
他認為，終院兩次判辭對「民間公投」的性質定義非常清晰：法律沒有禁止市民便有自由去做。「不是法律准許市民行，市民才可以行，正正相反，法律沒有禁止市民就有權、就可以去做。例如：人有自由去邊度都得，除非法律有明文禁止某一個位置不可隨便進入，現在完全顛覆了『非法』這概念。當然，法律和政治角度看法是不一樣的，但執法機關違反這些基本原則，對法治來說會很危險。」他強調，自由是公民權利的根本，公權力不應隨意介入民間活動，否則便是侵犯了市民依法享有的言論自由。
打擊民間公投竟要動用到私隱條例來提告，他認為更是「無稽」、「難以置信」，市民是自願提供個人資料，亦清楚目的，完全無誤導，相信「根本無可能告得入」。他舉例指，每間酒店都會要求客戶填寫資料，就算退房之後都會保存一段時間，那個資辦又要如何處理？他擔心，執法機關類似的濫捕、濫訴行動，會令司法機關變得「好被動」。
8月24日治安警拘捕風順堂票站工作人員，「民間公投」實體票站運作個多小時後被迫中斷。
8月29日司警突然拘捕2名《愛瞞傳媒》記者，指其上載的一張圖片涉嫌濫用司警局標誌。
警權踩過界 人權無保障
網上另一討論焦點是，治安警登記投票市民的個人資料究竟有無問題？有執業律師認為，警察的偵查權確有權截查市民身份證，但警員應該解釋為何這樣做，「唔通警員唔使尊重市民私隱？佢有權！但不可以亂用，佢不講清楚的話，不可以將這些資料用作其他用途，例如要求他成為證人等等。」
雖然警方跟監一直都是「無王管」，但澳門以往較少有這種濫捕、濫訴的事件，經此一役，兩位法律界人士都對澳門未來的法治情況感到悲觀，認為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類似的事件「肯定陸續有來」。
事件令更多市民關注，澳門在人權方面的脆弱保障，法治一旦崩潰，司法獨立將如何確保？如何避免警方濫權、用盡偵查權來打壓社運人士、甚至一般市民？這名律師就指，如果市民有足夠證據證明警方蓄意針對，「明知告唔入都要造佢」，涉嫌濫用職權，當然可以反告公共部門，但一般市民的財力和法律專業知識都無法與政府部門相比，自然相當「蝕底」。這情況亦值得社會思考，如果市民真的是無辜、被蓄意誣告，是否告唔入就算？還是模傚歐洲有些國家設立賠償機制？這當中涉及預防犯罪及人權方面的平衡，技術較複雜，需要社會更廣泛討論。但站在加強人權的角度，確是其中一個參考方向。
「民間公投」受盡官方打壓，參加者達8868人，比2012年「政改民間公投」多出3倍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