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屆足跡小劇場演書節」主題是「他方此處」，今年莫兆忠打著「城市漫遊劇場」（City Walk Theatre）的旗號，編導新作《隨身誌》（After Life），說城市是劇院，觀眾是角色，兩者之間甚麼關係？可以構成甚麼劇情？要從阿忠翻箱倒櫃的回憶之旅說起。
如果說每人都有一個最喜歡的電影片單，日本電影《下一站，天國！》在阿忠心裡絕對榜上有名。這部戲於一九九九年在香港上映，當時電影曾出版小說，十多年後才翻譯成中文版。九十年代岩井俊二的《情書》紅了後，電影發行公司以相近手法大肆宣傳，海報上男女主角在雪地上的畫面，讓他以為是那些純愛戲碼。
「豈料原來是另一件事，無論是題材還是拍攝手法都不一樣，但是當時最吸引我的，其實就是討論人怎樣去保留記憶。」
保存記憶的媒介，真的有嗎？
莫兆忠強調：「我不是拍一個紀錄片，我也不是做一個紀錄劇場，它是一個很通俗的故事，由四個通俗的故事組合在一起。」
阿忠憶起，香港回歸前，出現很多「九七劇」和述說香港記憶的電影，而澳門正處於回歸前夕，大家都突然間對記憶這件事好像很有興趣。
《下一站，天國！》講述人死後往天國之前，會在一個中途站彌留七日，他們需要在自己的人生裡選出一段最重要的回憶，天國的使者會將記憶翻拍成電影，讓亡靈在臨走前回顧自己最難忘的時刻。「他將所謂的陰間變成人類化，完全很平實的紀錄片式的處理。」
以拍電影來保存回憶本身就有著向電影致敬的意味，可見是枝裕和對電影的熱愛，阿忠印象最深刻的是，導演很相信電影這件事，甚至奉為信仰。
「他覺得電影可以做到一些很厲害的事，幫人類保留一些記憶的東西，當時作為一個熱血的年輕人就覺得很感人。」阿忠形容是枝裕和是個溫情洋溢的導演，但經歷那麼多年後，才發覺根本忘記了這部戲由他所拍，而自己也跟對方大庭相逕。
他自言不是個溫情洋溢的人，沒有像是枝裕和相信電影般相信劇場，更多的反而是半信半疑。「究竟劇場的能力有多強？甚至我會質疑，它能夠幫你保存記憶的可信度有多高？」
他既質疑又想試驗劇場的可能性。《隨身誌》就邀請觀眾成為劇院實習生，在六天內走進澳門不同的設施，作為一個見證者，協助亡者製作記憶。跟電影有所不同，他強調：「我不是拍一個紀錄片，我也不是做一個紀錄劇場，它是一個很通俗的故事，由四個通俗的故事組合在一起。」
《隨身誌》就邀請觀眾成為劇院實習生，在六天內走進澳門不同的設施，作為一個見證者，協助亡者製作記憶。
亡者是誰？
「我覺得這個城市可能死過幾次，都是我的想像，甚至我還沒出生的時候已經死過，有些是我目睹的 ，但有些我沒有目睹。」
在天鴿、疫情和社會動蕩底下，阿忠看看世界，又回看澳門，總是有一種「這個城市是不是死了？」的疑惑。當他再次想起「after life」這個概念時，便萌生到一個城市死後能選一段記憶的話，他會選一段怎麼樣的記憶。「最後我選不到一段，在我的概念裡選到四段。如果這個城市死了四次的話，那意味著甚麼呢？浪漫一點說，是我寫給這個城市的情書，但其實不是，那是為城市寫一封遺書。」
阿忠指，《隨身誌》不是一個改編的故事，「我不會用電影或小說裡面出現的故事，我想寫一個關於澳門的故事。」他最初的想法是把戲放在一個巨大的設施裡，在一個空間內完成，如原著裡有一間廢棄了般的日本學校，可惜澳門沒有這些廢墟，反過來看「澳門」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設施，於是他將戲裡不同的工作人員、接觸亡者的人、收集亡者資料的地點分散在澳門四個不同的地點。
四個地點有官方場地，也有民間空間。疫情過後，阿忠深信政府開辦的場地都不可信，不知道哪一天場地沒有了、變成核酸站或突然間關閉，他決定找一些民間的空間，「一來覺得民間的空間要自己走出來；二來就是，所有資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上的時候，民間空間的獨立性和彈性，應該需要被看到。」他感嘆曾經歷過官方空間容許彈性，但那個時代已經遠去。
用自己的軌跡編劇
四個地點被命名為「議、談、檔、映」，象徵著它備有不同功能，待觀眾揭曉。要怎樣前行，選擇甚麼時間和交通方式，則交由觀眾決定。阿忠覺得行走的過程更重要，因為人的生活軌跡就是一個劇本，如何從一個點到達另一個點，也可以構成一齣戲。
他原本希望演出可以持久地做下去，至少兩星期，但因資源有限，只能壓縮在一個星期內完成。原因是，他認為這部戲不是付費進去用兩小時看完，然後獲得一個美感經驗，領悟了人生，便完結了。
「那不是覺得我一次就能解決的事情，而是我在這兩個星期裡面，我去不同的地方，經歷了某一個人的故事，而那件事和我的生活很相似，好像我今天會去吃飯，還有去搭巴士，順便看到一個人的記憶，第二天上班後又會發生另一件事。」
反過來說，觀眾不只是一個觀眾，他／她的身份同樣是個見證人，見證亡者的記憶，而這些記憶都和城市有關，某程度上也好像在見證城市的一些事情在發生。他們用一個很個人的方式去經歷，而不是仰賴導賞團的引路，彷彿導賞員說的就是宏觀的歷史或權威，不是的，他不想這樣。
電影中的天國使者為亡者製造回憶片段，而這部劇裡面，劇院實習生製造的是一個想像。「沒有規定你如何去那裡，你如何去都會影響你認識這個故事，你是不是在編劇？在重構這個記憶？我想開放給觀眾重構一個故事的可能性。」
（內容由足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