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學者何穎賢認為，黃少澤的言論或會「造成很大誤導」，很多家暴受害人不會只因為被打一巴，就馬上去報警。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日前在回應有關家暴立案標準時表示，構成「家暴罪」犯罪的要件，是要視乎傷害的嚴重程度，「例如連續每日掌摑一次，就屬於習慣性」，這才算構成身體虐待。對此，社工學者何穎賢認為，黃少澤的言論或會「造成很大誤導」，很多家暴受害人不會只因為被打一巴，就馬上去報警。「一個婦女去到報警，她又有小朋友，她忍了多久才會走到這一步呢？」
她又表示，現時家暴不限於肢體暴力，亦涉及施暴者對受害者的操控，而受虐婦女更常面對「留與走」的兩難局面。然而，以黃少澤司長今日的位置未必看到受虐婦女的難處。
保安範疇上周三舉行2023年上半年罪案統計及執法工作數據簡報會。黃少澤在回應家暴立案標準時指出，構成「家暴罪」犯罪的要件，是要視乎傷害的嚴重程度，如果傷害情況不嚴重，該傷害則「須為連續性和習慣性」，「例如連續每日掌摑一次，就屬於習慣性」，才算構成身體虐待。
從事多年社工教育的何穎賢認為，黃少澤的言論或者會「造成很大誤導」。據其所接觸受虐婦女的個案，是不能以《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下稱《家暴法》）或黃少澤所提到的「其他法律」，即《刑法典》中有關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去起訴，若上述的條文都不能應用起訴的話，受虐婦女將會面對很多困難。
她又稱，《家暴法》的存在「一定是有好處」，但仍有漏洞。《家暴法》通過後，「有需要去做很多教育工作」，例如要了解不論是否要起訴，錄口供對受虐婦女「有多一重保障」。事實上，《家暴法》在實踐上仍有很多「問題」、「失望的地方」，甚至有時即使涉及家暴惟《家暴法》都用不到，「甚至你（受虐婦女）會覺得：『我已經很勇敢走出來報警，但到最後原來只有一個吉』。」
黃少澤在回應家暴立案標準時指出，構成「家暴罪」犯罪的要件，是要視乎傷害的嚴重程度，如果傷害情況不嚴重，該傷害則「須為連續性和習慣性」，「例如連續每日掌摑一次，就屬於習慣性」，才算構成身體虐待。
何穎賢又與本媒講述自己陪伴受虐婦女報警時所遇到的困難。她表示，部分受虐婦女會帶著小朋友去報警、錄口供。在這過程期間，警察問的問題很詳細，由第一次被家暴開始問起，所以錄口供的時間「差不多六、七個小時沒有停過」。
她續稱，對報警的受虐婦女，警方會問得「很仔細」，包括問及受害人第一次被打的時間，這可能是發生在N年前的事。就算自己作為陪伴者也感到「又冷又餓」，覺得很辛苦、有時亦難免有想放棄的想法。自己在陪伴報警期間亦曾有過：「我每一刻都想放棄，不要說她（受虐婦女）。」
受虐婦人：打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何穎賢亦引述其中一個家暴受害人對黃少澤言論的看法，「該位家暴受害人指出，『打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很多家暴受害人不會只因為被打一巴就馬上去報警。家暴受害人總會心軟，給加害人機會讓其改過，故不會馬上報警。
她又反問：「一個婦女去到報警，她又有小朋友，她忍了多久才會走到這一步呢？」
何穎賢又建議如果有婦女因家暴而選擇報警，在錄口供時，就要明確指出這次家暴已「不是第一次」，而當警務人員得知受害人是重覆被家暴後，就會交由司警去處理。
她又稱，在陪伴受虐婦人報案的過程中見識到警方問得好詳盡，惟最後有部分個案仍無法以《家暴法》入罪。「我們就要反思究竟調查方向是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你（警方）現在所謂的家暴證據和調查刑事案的證據是否有所衝突。」
何穎賢則指出，現時的家暴定義不再應該只限於肢體上。然而，本澳對家暴的定義及性質仍然停留在肢體上，仍未看到現實中家暴受害者受到施暴者的操控。（網上圖片）
她續稱，家暴的施虐者亦是罪犯，而罪犯通常很厲害，懂得如何避免留下證據，故有個案顯示施虐者會選一些難以驗傷的地方施打。
何穎賢：當權者仍簡單視家暴只限於肢體
黃少澤所舉的例子仍是以打、涉及肢體為主。何穎賢則指出，現時的家暴定義不再應該只限於肢體上。然而，本澳對家暴的定義及性質仍然停留在肢體上，仍未看到現實中家暴受害者受到施暴者的操控。施暴者的操控會影響到受虐者在離開家之後，是否想再回家。「我們經常問，為何（受虐）婦女不回家？為何女人不離開？」事實上，無論離或留，她們都需要很大勇氣，並不是「胸口挂『勇』字便可以。
她又指，有個案顯示受虐婦女在澳數年惟仍沒有居留權、而家中孩子又需要照顧，處於兩難局面。在澳未見出路，內地則已沒有根、沒有網絡。「她根本沒有出路，我們很想她離開，我們很不想她回到老公那裡，她也不想，但她沒有選擇 ⋯⋯若要重新來過，她的決定好兩難。」
何穎賢又認為，以黃少澤司長的位置未必看到受虐婦女箇中的難處，若連司長仍是這樣的思維，其屬下的部門的思維及做法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