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在剛過去的七月可謂相當「多事」，先有筷子基砍樹事件及移除石排灣聖母像引起社會關注後，政府「再」宣佈在黑沙水庫建造青少年體驗營及觀音像。而觀音像方案隨即引起反彈，甚至促成近年罕見的集體聯署，要求政府煞停並重新檢視。在突如其來的社會壓力下，政府最終於一週後宣佈停建觀音像。
三起事件雖然有迥異的社會反應及政府回應，但皆牽涉一個共同的關鍵議題：市民在城市治理上，究竟扮演著甚麼角色。在三個事件上，我們可以看見一種相當類似的政府—社會互動模式：在政策上有一定迫切性，但又無法預見及得知某項市政舉措，將收到何種社會反應下，政府皆以「先做再作打算」的模式，以求達成目標。市民在其中僅是（其中）一個（可視乎情況而定的）參考對象，或不過份影響最終決策的意見收集來源。
筷子基北灣數十棵砍除後，斬剩的樹頭以膠紙蓋上。資料圖片
如果市民並未被視為城市治理中的持份者時，他們可以如何影響城市治理的過程呢？正如「觀音像事件」利用社交媒體來匯聚民意及令事件發酵那樣，在本篇文章中，我們正好透過一篇2018年的研究，來介紹一個在事件及政治背景中、皆與澳門有一定相似性的案例：越南。
在2015年，越南首都河內曾出現反對政府砍樹的護樹行動，網民最終成功迫使市政府終止砍樹計劃。在直接行動條件受限的情況下，越南市民成功透過社交媒體，使政府撤回方案。他們正好利用一種具有相當「越南特色」的方式，參與到城市治理當中。
特區政府早前以市政工程為由砍除筷子基北灣數十棵，事件引起市民關注。資料相片
無需每事過問
時間回到2015年3月，當時河內市政府正重新規劃市內綠化區域，而計劃其中一項目標，便是淘汰並替換市內高齡及染病的樹木。據當時計劃，預計市內將有6,700株樹需要移除。
對政府而言僅是都市再生一環，可這些被棄的樹，對當地市民則有截然不同的意義：這些「年紀」較大的樹，原來早於法國殖民時期便開始種植，並成為當時法式殖民城市規劃：林蔭大道所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對當地居民而言，這些老樹乃是河內城市發展的見證者，具有重要的歷史及集體記憶價值。
因此，正如澳門網民一般，河內市民首先於面書上，傳播有關移樹的消息。在短短兩週內，移樹專頁便已獲得超過六萬的讚好數。此時，越南網民的論述策略，大多集中在「樹」之於社群的價值：樹對「我們」而言，除了具有歷史及文化上的重要價值外，更存在「精神」上的重要性。樹除了是市民集體情感的共同寄託外，亦是逝者靈魂安息之處。砍樹此一舉動，事實上便是使亡魂不得安眠的破壞性舉措。
表達對樹的愛，事實上迴避了一個關鍵問題：到底「誰」才是使樹在城市無處安身的罪魁禍首。或許正因為此種非對抗性的論述，造成了一種公眾反應有限的錯覺，市政府起初對訴求並沒有太大反應。當媒體指出移樹計劃是否需要檢討之際，河內市政府則給出了一個熟悉不過的答案：政府無須每件大小事皆諮詢公眾。
河內市政府正重新規劃市內綠化區域，而計劃其中一項目標，便是淘汰並替換市內高齡及染病的樹木。據當時計劃，預計市內將有6,700株樹需要移除。圖片來源：unsplash_siddacool
具有越南特色的壓力
面對政府的冷處理，越南網民進一步採取了與「觀音像」事件類似的策略。例如，社交媒體上的論述便指出政府移樹是否採取了正當程序，或是強調樹木在城市規劃上的重要性等。透過把樹及移樹建構為科學上的表述，越南網民進一步把事件歸因為政府的處理不當。
如果科學論述對市政府而言，尚不足以構成能使其讓步的壓力的話，那麼越南網民接下來的行動，則可謂切中了政府、甚至越南政治的核心。在社交媒體上，網民開始質疑市政府在道德上「相當可疑」。例如，有網民指出移樹可能與官員貪污相關，反映出市政府的道德敗壞；而在未有諮詢市民意見的情況下，便決定展開移樹工程，更造成了市民的困擾及不安。
乍看 「人畜無害」的指控，在越南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卻有著另一層意義。在越南，道德上的正當性，原來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礎。簡單而言，一個政府或官員之所以能夠擔當其管治角色，關鍵在於其有「德行」，亦即有正視人民的需要甚至困境。因此，指控某個官員或政府貪污及漠視公眾需求，事實上便是透過「羞恥」（ Shame ），來質疑其擔當管治角色的合法性。
當道德規範同時結合了越南共產主義在城市治理上的特色，亦即強調由上而下、功能性的管治模式時，恢復政府在道德上的地位，便成為了其要務。因此，河內的市委書記在新一輪的論述後，便表示政府對造成市民的困擾深表「同情」，需要多聆聽民意；而官員則亦應透過「自我批評」，檢視自身不足，以恢復管治者的聲譽。
最終，在網上動員的三個月後，市政府於六月終於宣佈擱置移樹計劃，並成立事件的調查委員會，部份官員亦因此進入內部的調查程序。
特區政府早前公佈在黑沙水庫公園建觀音藝術雕像及觀景平台，後因市民網上聯署反對取消。效果圖由市政署提供的
然後呢？
移樹事件雖然與觀音像事件一樣，皆以政府撤回原本方案為結局，但如果就討論更深遠的意義而言，移樹事件似乎還有一定限制：
事件並未有改變當地政府對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知識及認知，仍然回歸到既有制度的既有解決方法，即把事件視作一次管治上的「此路不通」；城市治理的權力仍必然由政府掌握。公眾對政府而言，僅是「必要」時的諮詢對象，而遠非城市治理的持份者。
這樣的情況，相信對澳門市民而言毫不陌生。在政府撤回「觀音像」方案，但「青少年營」仍然如常進行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思考：到底「我們」所著眼的是政府終於因民意壓力讓步，抑或是把自己視作有權利參與城市治理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