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了澳門近期多起大學學者因「政治言論」被解聘、不續聘等打壓問題,頗有感觸。其實,台灣近來也有相當多的大學教師面臨解聘、不續聘的威脅,只不過他們面臨的原因或許有所差別──較多是學校為了節省成本,不惜將專任教師大量解聘,甚或將不賺錢的系所恣意裁撤,而不是因為「政治言論」──但作為一個大學受僱者,依然難以確保自身工作權利的處境,則是和澳門這些事件類似的。
多數人都同意,學者,甚至所有的受偏者,都不應該因為其政治言論傾向,而被僱主有所不利對待,甚或解偏。但有職場經驗的你我都知,「言論自由」固然是理所當然的天條,但現實經常又是另一回事。試看:有多少人被老闆解偏,只是因為被「看不順眼」,百口莫辯?職場中又有多少人敢公開指出公司的不是、明白地和偏主唱反調?
原因無他,當勞方缺乏組織起來的時候,個別的勞方面對資方,是處於不平等的天秤兩端──資方掌控勞方生殺大權,勞工就是有「言論自由」,也得懂得哪裡是「紅線」,不該講的,還是少講一些。資方想恣意侵犯勞工,似乎也不需付上什麼代價。有如這次涉案的澳門大學以及聖若瑟大學,安穩依舊。
怎麼辦?
面對既有勞資關係框架下學術自由的孱弱,當然不是要人接受「學術不自由」。相對的,是我們需要意識到,真的要爭得職場上的發聲自由,受偏勞工非得要組織起來,組成工會,才有可能;甚至需要形成勞工政黨,扭轉不平等的勞資關係與法令,才能確保「講真話的自由」。這不論是對於基層勞工,或是大學學者,都是如此。
仇國平與蘇鼎德都是社會科學學者,相信他們明白這道理。此事與其被解釋為「北京肅清澳門學界」,不如面對它本是勞工缺乏組織下的普遍狀況──勞方可能因任何因素被資方隨意整肅──不論是因為罵了中央、罵澳門政府、罵大學、罵校長、或罵博企……。它的解決之道也是很古典的:有沒有人願意踏實地將澳門受偏者組織起來,試圖扭轉勞資關係,確保受偏者們真的享有「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