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底七月初，報章引述了澳門幾位任職高等教育院校的教授因經常在媒體上批評政府，而受到了「解聘」、「延遲續約」、「口頭警告」等等，引發了坊間對打壓學術自由的討論，為這個盛夏加添了不少「火氣」。說實在的，這些事先張揚的手段，當然是很明顯的打壓，但是最可怕的，是一種以「軟性」的方式、「優質」的論述、「專業」發展的軌跡，將一眾學者「綁架」了，從而將公共知識份子「私有化」。
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在哪裡？
在現時的高等教育圈中有這樣的一個潛標準。一間院校成功與否或者排名如何，反映在其院校出產了多少篇《科學引文索引》，即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與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文章；同理一個學者成功與否取決於他／她發表了多少篇這類的學術論文。那到底SCI和 SCCI是甚麼？有怎樣威力決定了一所大學的「成敗」？開拓SCI和 SCCI的是大家熟悉的湯森路透社（Thomas Reuters），是一間跨境的媒體及資訊企業。SCI於1964年引入，今年慶祝50周年。當時引入的目的有二：一是累積和倡導科學的知識產權；二是以此為中介將科研成果與市場、消費者掛勾。說到底，是一種商業的操作。而SSCI和《藝術及人文引文索引》，即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亦分別於1973年和1978年建立起來。
誠然，引文索引系統的建立對於學術研究有著積極的意義，但對於院校通過這種市場的操作去判斷學術人的成敗也未免過於狹窄！再者，現時系統仍以英文為主，若用此推論，即以中文書寫乃「未入流」之作，這除反映著語言的文化霸權外，也著味著學術空間的窄化！大學若依賴這索引為優質的單一指標，也不就是宣布將學術自由白白斷送了嗎？！
另外，此種學術制度往往逼迫學者容易走入極端，最近台灣前屏東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副教授陳振遠大量偽造人頭，自審論文，並被國際知名SAGE出版社「震動與控制期刊（JVC）」揪出的新聞，足足說明這種學術制度的扭曲。儘管這種事例的發生率很小，但有一兩個便足以證明了這種學術制度所存在的漏洞，這其實就是哈佛大學教授Harry Lewis所說的「沒有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soul）。說到底，誰令學者瘋狂呢？！
「被私有化」的公共知識份子！
大學為了在國際排名榜往上攀升，在制度建設上也會作出調整，走向韋伯（Max Weber）的專業分工形態，分開了以研究為主（research track）、平衡（balance track）和教學為主（teaching track）的三個類別。這種分工無疑是效率和功具主義為本的考量，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將教師原來整全的教書育人的工作割裂！這三個類別的出現，同時也帶動了一波公共知識份子被私有化的命運。
事實上，這三類的劃分，直接地反映在工作的性質上，例如：以研究為主的教師，授課節數相對少，而任務是寫論文，而論文的出品也是與晉升（台灣用升等）直接掛勾；而平衡類別的教師，教學和研究各半，但升職與否也是視乎研究成果，即出版發表；教學類別的，以教學為重，然而也需要參與少量的研究活動，但是晉升很大程度上也是取決於研究（依筆者認知，尚未有同事因教書卓越而獲晉升）。
對於年青的學者，在專業上升遷的考量乃人之常情，因此，努力地投入這種遊戲也不為過。然而，人的時間也畢竟有限，當然全情投入在這種出版遊戲規律裡時，尋求個人的提升時，對於知識份子的公共性也難免有顧此失彼的情況，最後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提升個人的學術成就，對社會、政治也不聞不問，邁向「自我私有化」的境地！ 在商業機構的操作，高校的推動，乃至個人層次的專業考量等，學術自由可能已變成一種想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