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研製音響還是經營酒店,「Andy」溫安迪及周太吳美英,分別展示了他們的勇氣和創新精神。他們在不同年代來到澳門,在舊區度過寒暑數十載,酸甜苦辣,由後生的奮鬥到現時悠閒自在,亦經歷舊區種種的情況。經由他們的故事,舊區人、事、變歷歷在目,另有一番體會。
隱身沙欄仔的音樂匠人 一甲子的愛與樂
經過沙欄仔,相信不少人會對一座別具特色、舊式「走馬」騎樓建築物感興趣。建築物底層有店主溫安迪年輕時的照片,一樓外面有多個吉他形狀的大型裝飾,店內則有各式音響,而有「Andyson」標記的音響,則是由溫安迪自主研製。
這幢建築便是溫安迪成長的地方,亦承載他近六十年來對音樂的熱愛、對造詣的堅持。
溫安迪在訪問中帶著一股自信,而這份自信不是因為他腹中有大量音樂與音響的知識,而是他將演出時的「You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心態帶到台下。記者有幸在「Andyson」建築內,聽著溫安迪細訴自己多年來對音樂的愛、以及在成長地所發生的故事。
與溫安迪訪問獲益良多,除了講述自己與舊區、建築「Andyson」的故事,他也不吝嗇分享其音樂、樂器維修、音響知識,及對歷史、時事等看法。在訪問之後,他也透過通訊軟件補充當年所發生的故事。
與家人來澳 在沙欄仔開設士多
「Andyson」建築位於沙欄仔15號A、B全幢,它有幾個前身,分別是士多、郵包公司、時裝店、酒莊、辦館等。一九五四年溫安迪從家鄉石歧來到澳門,定居沙欄仔。他是華僑後人,原本計劃在二戰後,與家人逐步移民到北美。
溫安迪指,當時澳門有一間「廣東銀行」(現中國建設銀行澳門分行),可以受理外匯業務,方便他在北美的家人寄錢回家。「現在在大龍鳳(茶樓)對面那間,舊那間很高的,就叫廣東銀行⋯⋯東亞飯店就是廣東銀行側,整幢的,有八到十層,那時候是在打仗時(一九三〇年代)建的。」
他又憶述,當年廣東銀行是該區第一間使用混凝土的建築,第二間則是自己家人建立的士多。
溫安迪的兄長及母親在澳找到業主,並租到「Andyson」前身的房屋,開設一間士多。翌年,兩人便到北美謀生。回憶士多開張,他仍歷歷在目。「一九五四年呢,我們利用十月一號國慶,燒炮仗就不用拿人情,開了這裏,然後他們出去謀生了。」
一九六一年,溫安迪家的「士多」改為「郵包公司」,協助華僑從外國寄物資回去國內。「因為當時國內一窮二白,所以當時我們華僑儘量,就是能夠協助就協助,或者帶一些東西,寄一些東西回去國內。例如我們寄一公斤、一公斤啦,包括生油啊、花生啊、黃豆啊、米啊,什麼都有的,那麼寄回去(內地)。」
小時候的沙欄仔
對於小時候成長的地方,溫安迪記憶猶新,「為什麼我們叫做沙欄仔呢?就是因為積沙下來,所以叫做沙欄。這裏(指「Andyson」建築)行前三十米就是海邊,就是現在我們外面那個海邊,那些巴士走的(路線原本)是海來的。」
溫安迪又稱,當時的內港、沙欄仔才是真正的「漁人碼頭」。當年,很多漁船停泊。「漁船賣不完那些海鮮⋯⋯因怕發臭,他們要立刻做鹹魚,整個(處理漁獲的地方)都是魚欄來的。」
在校與音樂結緣
回家繼續研究並製作
溫安迪少時曾參加歌詠團,就讀粵華中學時,有一位老師在課餘時間教導溫安迪及班上同學利用二極管、電波接收音機、電台,慢慢就啟發他對製作音響的興趣。
起初他在學校只能學到基礎知識,為了繼續研究音響,就靠親戚郵寄美國書籍到澳,掌握知識。隨即,他亦遇到下一個問題:難買到零件。「那些報紙裏面有很多介紹,但是當時我們的零件,是很困難(購買)的,那就唯有一步一步來(製作音響)⋯⋯讀書仔沒錢。」儘管面對各種難題,溫安迪都沒有放棄,亦製出一些音響器材。
他認為,自己作為表演者,對應用音響的功能更為透徹,「我參與、表演音樂,我明白樂團樂隊(運作)。它怎樣出聲及擺位、它的頻率、響度、動態、發音點,這些方面,是很快就舉一反三。」
於是,溫安迪就在當時仍是士多的「Andyson」建築樓上研製音響,長達十多年。「我不停在這裏製造,我當時有一間房是工作室,總之我一有空就回來做,做到累,我就上去睡覺。」
外匯被截斷 被迫社會打滾
溫安迪:開始人生最困難時期
直到一九六六年「一二三事件」後,澳門的外匯窗口被美國截斷,溫安迪失去家裏的經濟支持,「(因)不准寄錢回來澳門,那變成我書都沒得讀了。」
於是,他開始到社會打滾,以表演、當樂隊領班維生,「幸好在一九六七年一直有去表演,一九六八年就去永安樓上的夜總會表演,那時候,你會唱歌,唱得好,給多一蚊你,是七蚊一個set,一個set是一個小時。」
表演之餘,溫安迪也不忘利用音響去填補自己樂隊上的不足,以卡式帶錄低演出,再詳細回聽。其後,指點身兼隊友的弟妹在演出時的問題。
一九八一年在沙欄仔地鋪建立「Andyson」
正因為溫安迪的樂隊不斷檢討和進步,累積聽眾愈來愈多,一九七九年,溫安迪應邀入駐京都酒店的翠都酒廊餐廳表演,並創下連續十八個月觀眾爆棚的紀錄。
他表示,原本每個表演者或團體只有一個小時的表演,到後期由於自己的聽眾竟然在演出結束後都不肯走,「(要我們)唱到十二點才肯走,特別是星期六,所以我們就是創了十八個月爆棚的紀錄。」
除了做樂隊領班,溫安迪在一九七〇年代以「Andyson代設計」名號,開始在「Andyson」二樓承接音響工程、樂器維修等業務。一九七四年,在他承接卓家村綠苑夜總會音響工程期間,因發電機失靈致大量機件燒毀,但由他所設計的「唱歌機」仍正常運作。
如是者,溫安迪在夜總會承接一套音響業務及音樂表演,一個月收千五澳門元。在一九七〇年代,一個五百呎的單位只需萬餘元,所以他的收入在當年可說是天價。在一九八一年,他就在沙欄仔的地鋪建立「安迪遜音響工程公司」。
在溫安迪建立「安迪遜音響工程公司」前,「Andyson」地鋪曾做過時裝店、酒莊和辦館。直到一九七七年後,溫安迪就收回鋪位,開始計劃在此建立「安迪遜音響工程公司」。其後在一九九〇年代,他變賣美國、加拿大的資產,為的就是將整幢「Andyson」建築連前後鋪位買下。
天鴿山竹來襲 沙欄仔嚴重水浸 淹沒珍貴相片
在買下整幢「Andyson」建築後,溫安迪繼續經營音樂和音響事業。近年經歷天鴿、山竹風災及疫情,讓他印象深刻,不少記錄舊區歷史、自己表演等珍貴相片因水浸損壞。
當日天鴿引起水浸,沙欄仔的「Andyson」及溫安迪另外兩間鋪皆無法倖免,現在他仍感歎當時幾乎「咩都冇哂」,大部分沙欄仔舊照、自己的樂隊演出照皆被淹沒,損失慘重。
另一件難忘的事就是三年疫情。在過去經營音響業務時,溫安迪稱,自己當年很「酷」,需要支付三百五十元才會開口談論音響技術一小時,但是三年疫情過後,他卻改變了想法,只希望可以向喜歡音樂的人分享音響知識。「我說(自己)幾十歲了,可不可以幫助一下那些喜歡音樂、喜歡音響的人。事實上,很多人,是走很多冤枉路。」
舊區車多路窄
連修簷篷亦難
問及「Andyson」建築的未來,溫安迪希望可以維修一次,但在執行上卻遇到困難。
他指出,建築的簷篷有少許脫落,考慮到安全及外觀,故希望裝修,惟當局不批准。原因是政府要求該工程一定要搭棚,但是沙欄仔的地段車多路窄,沒有足夠空間去搭棚。
訪問期間,溫安迪指著沙欄仔的車流表示,「有沒有停過?沒有停過車,這裏都沒有什麼位置泊車,不是啊,其實不准泊車。」
現在溫安迪因有兒女的輔助,分擔「Andyson」公司的部分工作,日子較為悠閒。
雖然現年七十五歲的他仍口講要「賺錢」、出門視察場地需收費。然而,他經常分享音響知識,也不吝嗇將自己畢生所學傳給後輩。
在沙欄仔的騎樓下,溫安迪的音樂之旅仍在繼續。他的故事、「Andyson」騎樓建築已成為沙欄仔的一部分。在路過沙欄仔時,亦不妨多留意身邊的人與事。
靠「好膽」疫後經營兩間酒店
與福隆新街興衰與共四十載
福隆新街末段有多間旅館及士多。人稱周太的吳美英是其中兩間酒店、一間士多的主理人。在七十一載歲月中,她有逾四十年的時間離不開這街,並在此生活、為事業奮鬥。
與周太訪問是愉快的經歷,性格豪爽、做事直接的她一講起福隆新街的種種,不單記憶猶新,津津樂道,言語間無不流露出對這條街的情感及依戀。平日若沒有顧客,周太便躺在鋪頭內的長椅碌手機。若有人來訪,便與友人東南地北、時事八卦、聊得不亦樂乎。有時,亦與旅客聊個不停。
上世紀八十年代,周太的丈夫在福隆新街開了一家士多,而經營士多只是周太的事業起步,命運亦已為她安排更大的計劃。二十一年前,周太毅然接手高華酒店,其後又接手大利迎賓館。在經營過程中,周太遇到許多挑戰,包括設施老舊、競爭激烈和疫情的衝擊。然而,她都以直接、簡單的方式去解決所有問題。
訪問期間,周太總是笑談自己的故事,形容成功就是來自於「敢搏」。
經營士多
因緣際會下拓展酒店業務
周太:比我搏中咗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澳門仍是小城、默默無聞。當周太嫁給周先生時,丈夫已在福隆新街開設一間名為大利洋酒手信的士多,並已經營十多年。「我嫁過來四十二年,這間士多也有五十多年了。」
直到二〇〇一年,周太遇到一個大展身手的機會,就是高華酒店上一任經營者「做唔住」,傳出要轉給其員工經營的消息。於是,周太便膽粗粗問該位經營者可否把高華租給她,卻被就地起價。儘管要承擔較貴租金,周太沒有猶豫就租借及經營高華酒店。
周太形容自己當時問得好乾脆。「我說你(前經營者)租給我。」該經營者則對自己說,「我租給自己夥計要3,500元,我租給你則要9,000元(一個月)。」
周太憶述,當時的高華酒店已有幾十年歷史,上一任經營者因面對七位數的虧蝕而轉手。對自己的決定,周太表示,酒店前任經營者亦指自己「咁好膽」。當時的自己抱著「本死無大害」的心態接手、經營高華,怎料就被她「搏中咗」,使高華能繼續經營下去。
租約期滿 改接手前「世界」酒店
前經理:妳咁「好膽」?
高華酒店隔壁就是前身為世界迎賓館的大利迎賓館,現是亦由周太經營。回想接手「世界」,並將「世界」更名為大利迎賓館的經過,周太又難以掩飾喜悅之情。
周太在經營高華的第五年,在期滿之際被人捷足先登而不獲續租,於是就決定頂手高華隔壁的「世界」。憶述當時的經理對自己說:「我們一個月蝕五萬喎,妳頂啊,妳咁好膽?」。當時自己亦淡定地回應:「妳叫業主比我啦。」
周太指,「世界」前業主不是「親力親為」,當然會虧蝕,周太舉例,本身「世界」的房間已是一百多元,之後夥計又要收二十元小費,顧客當然會因為價格太貴而不光顧,「有錢都唔嚟嗰度住啦」。
輾轉十多年 再次接手高華酒店
周太:酒店內部「咩都記得哂」
然而,高華酒店從周太易手後,輾轉十多年後,她疫情期間再次接手高華。對這間只經營了五年的酒店,周太坦言印象深刻,對酒店內部種種「咩都記得哂」。
她又表示,上一任經營者因害怕疫情令自己生意損失嚴重,「個(上一手)事頭婆(疫情期)就驚啦⋯⋯賺咗咁多錢都驚。」上一手想放出高華,於是自己就問對方是否想經營下去。
在得到確定答案後,於是周太再接手高華。整個交接過程只經歷幾天,最後只寫了一張字條,連律師也沒有。上一任經營者更問周太是否要看高華內部,周太稱,自己曾在高華經營五年,「咩都記得哂。」
再次接手高華酒店後,周太坦言,自己蝕足一年半,當時自己是蝕到怕,「我們都蝕二十萬一個月,淨係交租都十五萬幾,又水電又人工呢。」慶幸疫情解封後,兩間酒店的營業額都有所回升,今年亦見有盈利。
分享酒店業經營之道
周太:設備壞便修
「只要賺少一點」就會人來
回想起初接手「大利」的過程,周太感歎當時的「大利」是「嗰度又爛,嗰度又爛,陰公囉」。多間房間又有漏水問題,客人不斷投訴。有一次客人更對自己說,「事頭婆,水浸啦。」接著,每個客人都跑出去,當時的自己亦很害怕。
面對如此艱難的情況,周太唯有不斷維修賓館設備,不經不覺,周太就經營「大利」直到今時今日。
被問及經營酒店之道,周太謙稱自己連「一個字都唔識」,在經營酒店上,也沒有什麼技巧,就是將房間打理乾淨、定期維修設備,「壞咗就整。」以及走平價路線,「我做(酒店)就幾平都殺(成交)」,只要有生意,很多經營技巧都不用特別學習。
周太亦指,福隆新街比較安靜,只要賺少一點,那些年輕人就會過來光顧。有一次,「大利」就住了三十多個前來交流的小朋友,因為「經濟嘛,呢度都就腳,出入方便」。
回憶回歸前社會亂象
周太:冇人搞過我
在福隆新街生活數十載,周太坦言有不少難忘經歷。回歸前,澳門曾經歷黑社會橫行的時期,周太對自己在此時期表現甚感驕傲。「做咗(士多、酒店)幾十年都冇人蝦過我。」
周太回憶,該街有些鋪位曾被黑社會搞到「立立亂」、「又(被)打、又畀屎淋」。當時整條街常有人打架,主要是為了爭地盤,「你又爭、佢又爭,一日爭到黑。」有時除了爭地盤,也會爭生意。
當時周太曾被問是否害怕被黑社會討伐,周太卻一點都不擔心,「冇人搞過我,真係托賴。」
繁華曾現福隆新街
周太:翻新咗就有人嚟行
福隆新街曾為本澳著名花街,門庭若市,迎接南來北往的旅人。回歸前福隆新街亦曾現繁華。周太稱,回歸前很多店鋪都「做到好夜」,而且比現在繁華得多。「回歸前唔知點解,生果檔做到(凌晨)兩點都有。」就算是自己的士多,當年也一樣經營至凌晨兩點。現在一到晚上九點,福隆新街卻變得冷清。
她認為,福隆新街只是缺乏「翻新」機會,「翻新咗就有人嚟行。」大三巴周邊以前都「冇人」,經過「翻新」後就「好多人行」,該地段鋪租也水漲船高。
周太又指,高華酒店四樓以前曾是酒樓,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生意很好,「日日都擺六、七十圍」,又有很多花牌。惟因該街少了人流,周太亦只好更改用途,將酒樓間成幾個房間,變成「高華」的一部分。
輾轉數十載,回想起當初自己「撞下撞下」而接觸酒店行業,到兒子亦幫手「睇住」兩間酒店。即使多次被人話「狼」、「好膽」,周太仍繼續走自己的路,認為做酒店是最好的,繼續在福隆新街上與居民、旅客談笑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