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政府宣佈由六大博企負責活化片區計劃，打著「政府主導、博企出資」的旗號，指望能借用博企營運大型項目的經驗「振興」部分舊區之餘，吸引遊客入區帶動周邊經濟活動。城市規劃師林翊捷認為，憑現時公佈資訊無法判斷政府主導該六片區活化真正的目的為何。「有錢、有人、有資源去做一下 （活化），這不是一個差的想法。但是問題是：六個片區項目最終指向一個什麼目標呢？不夠清晰。箭就射出去了，不過睇唔到個靶係邊度。」
新馬路一帶經濟活動漸往南遷移。
從政府公佈完六個片區計劃到九月二十九日啟動福隆新街步行區試行，活化六片區可謂「箭在弦上」。林翊捷直言，這幾個項目暫未見政策論述，也難見到思考以什麼手段、達成什麼目標的過程，甚至是零散的、缺乏政策主導的整體規劃和角色，未知希望可實現什麼願景。「政府要有一個藍圖出來，不是為了這六間博企去活化這六個項目，而是政府自己有一個（發展舊區）藍圖和目標。」而博企參與舊區活化只是支援這藍圖其中一步。當然，若政府和博企有足夠手段做活化，翻新交通配套和其他設施服務市民和遊客，結果也絕不是壞事。
望聞問切 找出舊區衰敗因由
從區域到整體，城市規劃需經過多方評估才可真正發掘深層問題。林翊捷就指出，要發展舊區前，主導方應先真正掌握舊區經濟走向衰敗原因為何，無論接下來再套用什麼「活化」模式都好，才能擊到舊區衰退的痛點。
據以往的觀察，他認為政府在重新利用、發展某些景點時，模式總是重複且無太大新意。例如召集「文創」市集、臨時展覽、放打卡裝置等等，未必每次能達到理想效果。或者引入博企資源、由公權力介入社區發展，是一種嶄新且困難的嘗試。
內港廿三號碼頭在一九六〇年代後由祐德船務公司經營。
發展舊區必然是困難的，其中與社區文化保存、歷史、政治因素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林翊捷認為，政府聯同博企若有意介入發展，前提必然是先掌握舊區經濟走向衰敗原因為何，需要看到整體結構脈絡。「我們不是在說用什麼藥，首先在說究竟是患了什麼病。」以內港區為例，為何新馬路北段一直至十六浦、內港一帶會衰落，乏人問津？因為商業活動向南遷移是城市發展趨勢，而若政府認為只要在附近搞一、兩個活動就可推翻發展軸心逆向的問題，無疑是困難的。
他又指，內港問題複雜，導致今日進入經濟衰退的漩渦中。內港區人口老化，交通上只有一條大直路，更有水患問題，周邊零散文物特別多，整個歷史城區包圍著內港。「內港的租金都便宜一點，如果這麼好做，每個人都已進去做了。」這些問題博企介入前是否真正了解，又有解決之道？否則，項目很難做得有起色。加上政府總體目標未明朗，「外圍環境配合唔到我（博企）、反過來我（博企）都不知道在配合誰，很難做得好。」
城規師林翊捷。資料圖片
舊區發展須有藍圖 博企參與只是支援
無動力只會「Hea做」
在新一輪賭牌競投時，當局在合約中明確要求各博企需備有為期十年的「非博彩元素」投資計劃，而片區活化項目正是其一。對此，林翊捷憂慮的是，片區項目勢必不能為博企增加多少收入。在經營角度而言，企業必會為各項目平衡實際收益，若發展項目的利益或動力不足，會「Hea做」也是無可避免。在分工上，政府與博企間牽動的主次關係也應有調整。
他續指，無論在官方論述或民間理解上，六片區活化的起始點是為了完成賭牌續期條件及負擔「社會責任」。「是不是即是說，我（博企）盡了義務就可以？它要真的要很用心去做這件事的動機 ，其實不是很強的。」
適逢大賽車期間，博企在荔枝碗船廠片區放置大賽車宣傳物。
若博企未必能從系列項目中賺錢，那麼另一方面，企業圖的就是一個提升正面形象的機會。「但如果這件事都做唔到，就沒有誘因和動力，純然只是義務，就會『Hea』。其實這些錢對博企來說只是『濕碎錢』。」
林翊捷又認為，活化片區的前提必然是博企與政府協力過程中做到足夠認識社區文化、共享同一種規劃思維。同時，政府須提出藍圖，即其對發展舊區的藍圖和目標。「這六間博企只是其中一步去支援政府完成整體（藍圖），而不是六間博企各有一個目標，叫政府給它一塊地去達成。其中主次關係應該要調整一下。」假設現時政府發展內港區其實有十八個步驟要行，而博企只佔其中四、五步，其餘規劃由政府文化局、交通局各部門各自負責的話，總體觀感更合理，因為整個規劃是清晰掌握在政府手中，必須互相一環一環支援實行。
曾有社會意見指，憂慮片區活化計劃影響船廠遺址「改頭換面」。
博企續航力成疑
若區域做不好 對舊區反挫更大
六片區規劃橫跨澳門半島和離島，博企分得不同區分，當中地域特色和限制各異。有些據點是一幢文物建築、有些是整個文物區、更甚者是幾條舊街，要企業用心發展手上片區無疑是一場持久戰。林翊捷擔心的是，或者透過時間和不斷嘗試、撞幾次板，各博企可找到適合的發展之路，但又有誰知道這些項目是長期或短期？會否半途而廢？要走下去多少年？這不只是博企的責任問題，也涉及整個社區的永續發展規劃。若發展方向有誤、博企最後離開社區，舊區則無法再回復原樣。
他坦言，既然政府已公佈計劃，就希望他們能成功，才有機率為城市帶來改變，如同賭權開放發展成功、賭場賺得，今日才會出現路氹金光大道。最怕是，「搞完一大輪慘過未搞。」各項目嘗試發展但未果，落敗如社區商場廢墟，變成超級大廢墟，這是最恐怖的局面，而非回復原樣。「若項目失敗，對內港區的創傷會更大。」
博企已分得不同區分，當中地域特色和限制各異，有些據點是一幢文物建築、有些是整個文物區、更甚者是幾條舊街，策略各異，要企業用心發展手上的土地無疑是一場持久戰。
博企要入區，面對大小挑戰各異。若計劃要發展公共街道，多數都是私人業權，政府和博企就須先與業主洽商；如果是發展政府持有的文物建築，內部也充斥各種硬件限制，更要避免活化項目與周邊環境「水土不服」。他舉例指媽閣塘片區附近多是別墅，環境寧靜，若過多商業行為也易被投訴。
問到林翊捷，政府利用博企經營思維及價值主導片區活化，或未來將無聲無息地影響城市面貌？對此，林翊捷直言，「起碼要成功才有影響」。過去政府也曾在不同地點辦大型活動，但常態是「有活動有人、無活動就無人」，活動期後就水過無痕。如福隆新街也不可能一星期七日都在搞活動，若參與者少也不會發生太大影響，是否有足夠正面的影響？」至於為裝燈飾在福隆新街文物建築牆身裝「拉爆」螺絲引起社會反彈就是一例，則有一種「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的感覺。
「會不會他（博企）離開社區的時候，社區衰落更加明顯呢？有沒有下一個可負責的人接手呢？都是未知數。」
荔枝碗區域仍有民生活動。
保存硬件、軟件 各有挑戰
文化才是「活」的關鍵
對於活化和保育文物之間的平衡，擔任文化遺產委員會委員的林翊捷亦坦言，這種討論同樣困難，要看政府在實踐活化時側重的價值是什麼、發展初衷是什麼。不論在哪一個項目，政府對於社區中的軟、硬件都應有統一方向和保存標準。回歸以來，政府在硬件保育方面有進步，單以保存一幢建築硬件相對是易於執行的，包括保存它的外形和特色、「頂住佢唔好冧」、監督附近建物限高等，都有一個明確的可參考指標。如今講到發展舊區對政府而言是新嘗試，必然涉及保存在地文化，其中多是非物質層面的價值，困難有如進入保育層面的「深水區」。
他又稱，文化局近年雖也開始觸及非物質文化的保育工作，但發展和保育舊區的重點則是社區的文化內涵如何結合空間、保存其特有氣氛，這是相當困難的。當地居民和商戶如何連結後來被視為文物的那樣東西，這個討論就已超出文物本身。「不是說『歷史城區』，而是整個城區、澳門人的生活方式如何與文物連結，令文物從『死的』成為『活的』文物。這件事本來政府就很難以公權力介入。」
那麼，活化與保育的平衡點要如何拿捏？政府又是否清晰箇中要點和活化程度？林翊捷舉例福隆新街和內港一帶，這些原有舊居民、舊鋪、舊文化的區域，即使搖身一變商業化成功，租金也隨之升高，結果舊鋪、舊居民可能就會離開。建築物若空置、無人用，同樣會加快殘破的速度，爛得特別快。不但租客，連業主都可能會離開，將鋪位出租或售賣，即使人流上升，但舊文化從此消失。這又是否算成功？又例如草堆街、十月初五街這些舊區，「人家有些店鋪生意本來還不錯，你來活化他，可能他們反過來想 『你不要來搞亂檔』。有人住、有人用的地方要做活化難度就較高。」
文化才是社區裡頭「活」的關鍵。他形容，「所謂『盤活』社區，有些人覺得有心跳就活、有些人覺得腦子動才活、有些人覺得四肢健全才活要走來走去才活。」他形容道，但現在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應對、政府未見何打算，也無法去談論「活化」的意義。雖然，部分活化區域以政府物業為主，如媽閣塘、益隆炮竹廠等，對原有社區文化的影響或較少，但是終究文物發展還需要對應其歷史和文化價值。
媽閣塘片區建築物多為政府物業。
他又舉例荔枝碗船廠片區規劃，它本來就是一個文物區，即使今日是否建設溜冰場、農場，都不一定是問題重心，而是如何在規劃中突出其造船歷史為主題。「假設在一個造船主題的帶領之下，你再搞溜冰場是另一件事，但現在看不到。在荔枝碗，造船歷史應是主角，但現在劇本裡看不到它有甚麼戲分。整件事的主次好像走了位，比較可惜。」
瞭解歷史 認識自己的城市
「澳門認同」形塑中
在林翊捷眼中，澳門是一個開放的城市，可接納多方來澳生活的人。只有在城中的人們足夠瞭解自己身處的地方，才能進一步談論城市發展、集體記憶、文化保育等議題，以及在城市規劃彰顯澳門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在城市的新與舊之間，顯露出澳門的文化底色，這樣就算成功了。」事實上，所謂的「舊」也是澳門得以站穩觀光旅遊業，同時兼顧保育價值的核心。
身為澳門人又應如何去理解城中的「新」和「舊」？但前提是，澳門人現時足夠清楚城市的歷史嗎？答案是否定的。林翊捷指出，以前的人在學校無讀到屬於澳門的鄉土歷史，一般市民對澳門的歷史觀是散亂的，也影響對澳門的自信和理解。若所有活化舉措無法突出「文化」，即使保存了舊事物，也徒然落得「形式化」的下場。變成「仿古」、「假」、「整色整水」，眼見都是俗氣裝飾。
林翊捷又稱，對於現時的澳門人而言，要理解自己身份的方式似乎「太方便」──「拎到嗰一萬蚊，咪係自己人囉。」
在世紀之初賭權開放、經濟起飛之時，澳門申遺成功，兩個重要的事件交叉重叠。其中，有些價值正在成形，包括澳門人的自我認同。從事文物保育的過程中，林翊捷亦觀察到彼時澳門人漸漸形成經濟上的自信，自認澳門不再只是個窮小鎮；再者，連外面的人都認同澳門有世界遺產價值，城中人們取得雙重認同。在那一刻，保育議題跨越了階層和立場，無論從經濟發展或是文化角度、抑或是以公民參與而言，保育成為一個城市中常佔上風的主題。「很政治正確的議題，所有事情都圍繞它來做，做，就『包冇死』。」然而，若今日沒領到那一萬元、不是「自己人」，對這議題的理解上甚至存在鴻溝。
政府預計整治大炮台附近區域，加設藝文元素。
對社會敏感度不足
有問題 政府應「拎出來傾」
對於城市的保育與發展，林翊捷認為，近年來政府不太傾向花人力、心力與公眾溝通，相對在《文遺法》出台、未有法定諮詢程序前，反而事無大小都會放到公眾面前諮詢，其時政府對社會敏感度高，意識到某些議題正在醞釀就臨時召開諮詢會，定好日期就「打開門」邀請市民來發表意見。彼時並不因為某條法律要求政府做諮詢，而是政府若不解說某些議題，或會引起誤會和矛盾，所以馬上做事。然而，現時施政似乎少了這部分，多按法例做諮詢程序因而淪為「要求」，「要我（政府）做什麼就做，多的就不做。」
片區項目快速推進，過程中政府也曾言某社區逾九成居民商戶都「不反對」活化。於林翊捷而言，在短時間內進行所謂溝通是很難的，或只找了某些人做代表（或代表的代表），「一個人代表七十二行，然後同你講『冇問題』。」或是找幾個在地社團代表「大部分」人的意見；總有少數人持負面意見，最後才跳出來罵，而其他「大部分」人不再發表意見。這些是溝通之難的典型情況，就會有人說，「你幾時問過我？幾時討論過？」
相較以往踴躍的討論氣氛，林翊捷認為，現時許多政策問題只聽到「某某界別」的人發表意見，或公佈政府已與「某某界別」的人討論完成，但公眾是不知情的。這問題不單出現在文化部門，甚至是整個政府。現時政府所辦的公開諮詢會，態度更多讓人感覺「嚟就嚟、唔嚟就罷」、不夠主動。事實上，政府須多開放公眾參與討論政策。
